出土文献与子学研究亦逐渐导向深入。大抵而言，郭店竹简与子学关系最为密切，上博简、清华简则更多关涉经学、史学的内涵。对于郭店竹简，学界关注更多的是“老学”、思孟学派以及孔孟之间的学脉传承及思想嬗递。本年度的子学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特别关注到郭店竹简与荀学的内在关联，并以此为前提，重新反思荀学在古代思想文化及当代传统文化复兴的价值和地位。颜炳罡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荀子的情性哲学》(《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1期)，亦直接呼应着这种研究取向，他认为《性自命出》主要是以情、性为中心所展开的哲学说明，因而要弄清其学术归属关键在于弄清其“性”的本质。种种证据说明，《性自命出》之性不是思孟学派的道德之性、义理之性，而是气性，或者说更接近于荀学的材性——本始材朴之性;从性的可动、可逆、可交、可厉、可绌、可养、可长等来看，与荀学的对治性的“化性”与“积善”完全相通。由此认为，该篇文献可能是荀子情性哲学的直接源头。荀子学术传统是顺应孔子、仲弓而来，《性自命出》很可能是子弓即冉雍或其后学的作品。台湾学者李美燕则以儒家乐教思想中的“情”为研究对象，结合《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以及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的乐论，认为三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均认同乐教本是应乎人之“情”而产生，但《性自命出》的“情”与《荀子·乐论》、《礼记·乐记》的“情”在意涵与功能的价值取向上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以哀乐皆为人之至情，后者则以欣喜悦乐之情为先王作乐以化民的基缘。(《〈荀子·乐论〉与〈礼记·乐记〉中“情”说之辨析:兼与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乐论之“情”说作比较》，《诸子学刊》第二辑)荀学与郭店竹简之间的关联，日益成为当前子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此外，墨学与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推进。黄人二的《上博藏简第五册鬼神之明与〈墨子·明鬼〉》(《诸子学刊》第二辑)在解读简文的基础上，对日本学者浅野裕一及中国学者丁四新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修正和补充，认为简文与《墨子·明鬼》思想相左，其本质是“墨皮儒骨”，表明墨子后学与孔门思孟学派之间不仅仅是思想冲突，而且还存在较为平和的思想学术交流(《诸子学刊》第二辑)。

　　研究方法与立场的自觉。刘笑敢教授新著《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是子学研究领域的重大创获。该书以中国哲学承载的“学术研究”、“民族精神”、“生命关切”三种身份为反思起点，主张中国哲学要想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真正确立起来，必须在三种身份之间做出区分，不因价值信仰及民族情感的因素降低学术研究的理性思考，并以具体个案形式探讨中国哲学诠释传统和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对于儒学研究的立场，他深刻指出:“越是客观，冷静，深入的纯学术研究，越能为儒学的发展提供真实的生命资源，最终提升一个人的信仰境界，并为儒学的更新和提升作出贡献。一个整天忙于发表宣言、讨异端的辩护士怎么可能为儒学的更新和发展作出理论贡献呢?其实践上的贡献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种做法本身就不能体现儒学的诚敬精神，惹人反感，包括真诚信仰儒学的人也会反感。”该书对于子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道家、儒家研究的思路，极富启发意义。孙中原《墨家研究的长期性:纪念沈有鼎诞辰百年》(《中州学刊》2009年第一期)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转换论、希尔伯特的理论研究分层论和傅伟勋的创造性诠释学观点与方法，充分论证了沈有鼎墨学逻辑研究的突出成就，指出中国逻辑界的《墨经》校诂，还远未走出傅伟勋说的前两种诠释境界即“实谓”和“意谓”。即使在“实谓”和“意谓”的诠释境界，中国逻辑界的成果，也远未达至理想，臻于完满，形成共识，更遑论傅伟勋说的后三种诠释境界“蕴谓”、“当谓”和“创谓”了。而这后三种诠释境界，才真是墨家逻辑创新与转型的理想化、完善化研究。这些理性的方法论反思，对于提升子学研究的创新性，当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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