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们担忧，“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使学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有教师指出，美国、英国高校师生经常在一起交流，而在国内的大学，学生常常一学期也见不到老师几面。“大学老师都拼命谋求晋升，因为职称高工资高，你看博导补贴就高。以前的教授有个性，如今的就没有，大家都是教授，数量太多了。”金子强说。

行政权力成了制约教育发展的枷锁和包袱

    对于“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董云川认为，目前绝口不提教育质量的学校是少有的。“许多学校对办学质量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当我们把谈质量的频度和提高质量的速度相比较时，则发现两者极不协调。究其原因，在于质量既不是工作的动因，更不是奖励的重心。当前整个高教运行环节均因‘量’的膨胀而得到丰厚的回报，如：按在校生数拨款原则，扩张专业点带来社会效益，扩大办学面带来经济效益，教学工作量与职称评定和课时酬金挂钩。不否认各校提高教学质量的诚心，但质量不高的现实正是我们自身奖励的结果。”

    他指出，“别人管两头，自己管中间”。教学质量不高，显然是学校的责任。但学校实际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有限的，因为学校并不能控制影响教育质量提高的诸因素。学校在条块分割、多头指挥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按教育目标、专业要求和大学生身心成长规律来构建全程教学计划；社会人才就业市场尚未出现“能力择业”主体倾向，这意味着学生进校后先从校方领到一套营养比例失调的配餐，并且得到一个明示：学好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在这样的前提下，学生不断被训斥“学风不好”，教师不断被埋怨“不热心教育”，学校不断被责备“不重视教学”。其结果是学校天天为提高办学质量而解放思想，但他们解放了的那一部分恰恰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部分。

    而更重要的是，目前支配大学运转的不是学术权力，而是行政权力，作为保障教育目标实现的行政管理手段，却成了制约教育发展的枷锁和包袱。行政价值的不断强化，大学教师为学术献身的信念常常受到挑战和动摇。

    “大学的定位造成了身份和地位的危机，这直接导致教学科研等中心工作不到位、边缘化，官本位价值对学术领域的污染，学术权力的政治化、行政化，各种非学术力量对学术性活动的干预，如学位授予、职称评聘等，行政泛化现象直接影响并遏制了教育的品位和学术风气。”他说。

    他认为，只有行政权力复位，不再凌驾于学术之上，学术理想和教育目标才会成为大学中每一个个体始终如一的追求，到那时，激励的方向和目标价值的走向才是一致的：奖励那些献身学术、教学科研和服务于学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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