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提到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但是口径并不一致。《秦始皇本纪》既写了焚书，又写了坑儒。《儒林传》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封禅书》说：“始皇封禅之后十三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戮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依照《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坑儒事件是由方士侯生、卢生叛逃引起的。秦始皇认为卢生等诽谤他，又联想起诸生也诽谤他，遂下令调查，“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里坑杀是一色的儒生。《儒林传》里却说的是“坑术士”。儒生与方士所操之术不同，不能混淆。或许有人认为，秦汉之时，儒者与方士已经交混，“坑术士”等于“坑儒生”。那么，《封禅书》中讲“焚诗书，诛戮文学”，为什么又没说“坑儒”呢？同样讲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三处三样，笔者注意到，这三种说法，在西汉前期都存在，这是不是表现出太史公司马迁对待历史问题不能断定的一种客观态度呢？

　　二百多年过去了。坑儒故事的精细化由东汉儒学家卫宏完成了。卫宏撰写《诏定古文官书序》，说：“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故事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却经不住推敲。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说：“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传，以为秦坑儒处。”唐代新丰县马谷，就是现今临潼县温泉镇。这里的温泉42℃，但是关中地区冬季气温经常达到零下10℃左右。纵令温泉使地温升高，能让西瓜籽发芽、爬蔓，但绝结不出瓜。或许有人说：“这可能是温室栽培。”温室栽培技术确实是古代中国发明的。不过，有关温室栽培的最早记载，见于《盐铁论·散不足》，是西汉昭帝时期，晚于所谓坑儒的故事足有一百二十多年。另外，史书记载秦始皇“天性刚愎自用”“意得欲从”，“乐以刑杀为威”。他既然认为诸生以古非今，犯诽谤罪，该杀，根本用不着设计圈套，让自己背上一个欺诈的恶名声。试问这符合秦始皇的个性吗？看来，秦始皇坑儒的故事越传越离谱，越不可信。

　　我们承认秦始皇的残暴，但不赞成让秦始皇背坑儒的黑锅，因为实事求是是史学工作者应当永远尊奉的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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