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提倡学习传统文化，恢复国学的种种努力之所以正当，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的知识太欠缺，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处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之一句话，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就此而言，建立国学院，编写、出版教材、读本，提倡少儿读经，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举措，这方面活动再多一些，声势再浩大一些，都是正常的、应当的。

　　所以，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还债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问题的。相对于我们在文化上欠债之多而言，刚刚兴起不过几年的“国学热”并不算热，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国学应该怎样热

　　与上面这种低调、平实的目标相反，许多倡言“复兴国学”的人宣扬一种高调的主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匡时救民、打造主流核心价值、解救时代危机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武器。我们可以把前一种低调、平实的主张称为“文化儒学”、“知识儒学”或“日常人伦儒学”，而将后一种高调主张叫做“政治儒学”或“意识形态儒学”。我认为，第二种主张既不正确，也不现实，它误解了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功能与意义，对于复兴传统文化不是有利而是有害的。

　　有人把复兴国学与中华崛起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国学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这种说法不是毫无道理，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国家或个人，是不配得到别人尊敬的。但这个主张也是有相当条件和限度的，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我们现在不论多么抬举国学，它的地位也绝对高不过它在晚清时的地位，而那时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如何呢？那时的国势衰颓，难道和精英们普遍的“中华文化优越论”心态没有关系么？

　　有人把重振国学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从抽象的层面上说，这样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条路非常难。许多在“国学热”中活跃非凡的人大概不知道，现在的“国学热”其实只是第二波，第一波始于1993年。这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但这种迅猛势头很快遭到迎头痛击，某杂志发表文章“国粹·复古·文化——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其中说：“来自西方的秋波，使穷于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国粹论者找到了精神自慰的方法所在”，“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于是，复兴国学的运动戛然而止。

　　“政治儒学”或“意识形态儒学”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有人主张中国应恢复儒家正统，甚至使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贤人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这种主张的不现实和荒谬一目了然，足以显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不良思想如果不抛弃则谈不上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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