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离不开藏书的，可今天并没有几位这样的藏书家。所以说，今日奢谈国学热，以我之陋见，为时尚早。

　　问：国学离不开藏书，那请谈谈国学与藏书的关系吧。

　　韦力：中国古代的治学方法中，有一种重史料的校勘学。这是由于汉语言文字的特殊性所致。汉语言以元音发音为主，汉字又多表意，这样造成音同字不同，一笔之差，意义差之千里。因此，典籍中以讹传讹的不少。这样，文本的意义就显现出来，校勘因而成为研究者的必修课。所以，凡是研究国学的大家，几乎无一不是大的藏书家。即使自己不藏书，也必是利用了大量的公藏资料。如司马迁等。

　　再如，解放初顾颉刚先生到北京来任教，中央特批了一节火车皮，用来拉他的藏书，传为书林佳话。搞文史的人，如离开大量的藏书，不可想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1949年以后，国家实行公有制，不主张私藏。但现在全国800多家公共图书馆，大多数的古籍善本来自过去大藏家的捐赠和售卖。如国家图书馆，就是原北京图书馆，有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的绝大多数旧藏以及藏书大家周叔弢、傅增湘等前辈的捐赠；北京大学图书馆则有李盛铎木犀轩、方功惠碧琳琅馆旧藏的精品。现在，网络资讯发达了，有些人认为不用到图书馆查看古籍原本了，从网上即可搜索来每一种书的不同版本资料，就认为公馆花巨资去收藏和保护这些典籍得不偿失或没有意义。其实不然。因为网络上能够看到的各种典籍，是经过工作人员的扫描和录入，也就是说，这些网上的资料毕竟是有源头的，这个源头就是原典文本，也就是底本，而这个原始底本就是历代藏书家历尽艰辛保存、传承下来的。所以说，不论公藏与私藏，对于原始典籍的保护和整理对国学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手段。另外，搞国学研究者都离不开文本的校勘，如上所述，这是中国传统典籍的独特之处，也是研究国学者的入门功夫，而校勘离不开广收异本。传统典籍的点校整理本和网络上面的通行版本不能够看到一个文本的变化过程，亦难窥作者的治学心路历程，故而读整理本或网络通行本，只适合于一般意义上的读书欣赏，如若以此作研究，或引之为据，则难脱“以釜为金”之误，因此国学研究离不开异本比勘，而这种比勘是以大量藏书作为实现的基础的。

　　今天少有古籍藏书家，而公共图书馆对古籍善本的借阅，有严格的规定，门槛很高，有的只对部分研究者开放，并不对普通人。这对国学研究是一个羁绊，同时，也难让民众与国学传统典籍有肌肤之亲，在这种情况下，称国学研究已热，我认为是一种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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