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同于理学，理学只是宋学中二程、朱陆这一派，因为宋学中含有荆公新学、温公朔学、苏氏蜀学等，然以理学为宋代经学正宗。但是宋代理学在宋明时期逐步演变为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的“道问学”与陆（陆九渊）王（阳明）“尊德性”之争。朱熹认为天理是最高层次的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提出了“理”、“性”、“仁”、“天地之心”、“太极”、“道”等理念，在认识论上则将“格物致知”作为“理会”、“践行”的两大内容，提出了“持敬”、“主静”的观念，这些观念都是对经学原典的全新阐释。而陆九渊为心学学派鼻祖，他的思想体系是以“心”作为根本范畴，这个“心”字来自于禅宗。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将人的主观意识视为万物的起点，其常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明代王阳明所创的学说受其影响甚大，王氏提出“经学即心学”，全面否定了汉唐经学及宋儒理学的存在价值，其将天理移植在人心中，认为天理便是人欲，灭人欲才能存天理，将天理与人欲搞成一种两元对立的状态，只有灭人欲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认为“减一分人欲则增一分天理”，将理与欲视为一种“零合”关系。
晚明时期王学末流将心学入于禅学，以“无念为宗”、“悟性为宗”主张静坐敛心、虚寂无欲，社会风行束书不观，空言性命的恶习，名流学士放诞风流，只知谈心性、诵语录、参话头、背公案，顾炎武斥之为“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颜元认为其“以空言乱天下”，致使在明清之际，逐步产生了新的学术思潮：一是反对宋明理学，二是复兴汉代经学传统。清学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术史上的第三大高峰，从学术成就而言超迈汉宋，尤其乾嘉学派中的吴派、皖派，均是从训诂文字、考证名物典章入手阐释经义，学风趋于朴实，被称之为朴学，其以研究汉代经学为主，故又被称之汉学，其中大师级的人物灿若群星。戴震是最具代表性的大师，其继承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这一命题，批判了理学家天理与人欲两极化的对立关系，认为天理应存乎于人欲，不赞成理学家“理欲二元论”的论调。梁任公称戴震为“理学终结者”。
嘉道之间今文经学逐渐复兴，其代表人物是魏源和龚自珍，将“经术”与“经世”相结合，龚自珍是开此风气的代表人物。直到康有为，他借助今文经学作为鼓吹变法的武器，把正统的今文经学引向异端，将今文经学的地位推向顶点，然而他同时也宣告了今文经学的终结。康氏崇奉今文经学，以“经世救国”为目的，他认为《春秋公羊传》包含着深奥的大道理，即所谓微言大义，于是穿凿附会，利用圣人的名义来推动变革，但康氏不是经师，他只是借今文经学来鼓吹自己的政治宣言。虽然康有为的学说名之为今文经学，然其核心实是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康氏也自称自己的学说“渗合中西之新理”，所以他的学说实际上是用西学改造今文经学。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包含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抱负。
我认为，古文经学代表了国学的正统。从学术的角度看，今文经学到今天还占着学术观的主体。
问：那么，如何振兴国学呢？
韦力：我认为，振兴国学首先要恢复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当然，并不是要回到古文经学上去。要讲求证据，实事求是，千万不能“六经注我”！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学术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吸收国外的先进的方法，但思想并不一定随时代的发展而进步。孔孟、老庄的思想，今天仍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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