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弁举《墨子·亲士》的记载，认为西施“终於沈”，即被人沉于江中而死。沉水是杀的一种具体方式，因此，《吴越春秋》的记载与墨子的记载并不矛盾。墨子的记载推翻了宋之问、杜牧、苏轼三人的说法。

　　而在此前，南宋罗大经曾对西施之终及其原因有过一种推断。他在《鹤林玉露》乙编卷四“荆公议论”条说：

　　而谓“不愁宫里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后，脱屣富贵，扁舟五湖，可谓一尘不染矣。然犹挟西施以行，蠡非悦其色也，盖惧其复以蛊吴者而蛊越，则越不可保矣。于是挟之以行，以绝越之祸基，是蠡虽去越，未尝忘越也。（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P186）

　　罗大经的看法是，西施在吴亡后随范蠡泛舟五湖。范蠡带走西施绝非他本人爱慕西施美艳绝伦的容貌，而是怕西施的容貌在蛊惑吴国君主之后再蛊惑越国君主，使得越国也最终不保。罗的这种推断看上去入情入理，但实际上猜想的成分太多。据史料记载，范蠡在吴亡后离开越国，目的并非要带走“祸基”西施，而是为了保全自身。所谓“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

　　明人杨慎另辟蹊径，征引《吴越春秋·逸篇》中的一条记载，表达了与俞弁相同的观点，他说：

　　世传西施随范蠡去，不见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之句而附会也。予窃疑之，未有可证以折其是非。一日读《墨子》曰：“吴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吴亡之后，西施亦死于水，不从范蠡去之一证。”墨子去吴越之世甚近，所书得其真然。然犹恐牧之别有见，后检《修文御览》，见引《吴越春秋·逸篇》云：“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乃笑曰：“此事正与墨子合。杜牧未精审，一时趋笔之过也。”盖吴既灭，即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随鸱夷者，子胥之谮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鸱夷。今沉西施所以报子胥之忠，故云随鸱夷以终。范蠡去越亦号鸱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鸱夷为范蠡之鸱夷，乃影撰此事，以坠后人于疑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诬千载，又何幸遇予雪之，亦一快哉！（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P2788）

　　杨慎通过举《吴越春秋·逸篇》的一条记载，证明西施在吴亡后为越国沉水而死。这条记载涉及到对两个词的理解。一是“鸱夷”。“鸱夷”原指皮囊，吴王夫差杀害伍子胥用的就是置伍于“鸱夷”中沉于江；同时“鸱夷”又是范蠡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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