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当吴之亡，吴王逃至阳山自杀，必先杀西施，不以所爱为仇辱，此理之可信者。沈于江，必吴沉之也。蠡高人又智士，岂取亡国之妃为俪，其必不然矣。”徐在这里提出的两条理由，即吴王绝不愿所爱之人为仇人所辱及范蠡绝不会娶亡国之妃为伴侣，都十分勉强，所依据的仅仅是吴王与范蠡两人的人格自尊，这显然把复杂的人性看简单了。同时，他针对《吴地记》中的所谓“语儿亭”，给出了不同于王世贞的解说：“‘语儿亭’在华亭，去槜李百里，盖华亭原属槜李，当时本名御儿，吴设以御寇，其后有生子能言者，遂改语儿亭。‘御儿’之改为‘语儿’，‘语儿’之讹为‘女儿’，又以加于西子，岂不悖哉！”徐认为，所谓的“语儿亭”，完全是一讹再讹的结果，如果将这样的结果“移植”到西施身上，西施与范蠡泛舟五湖之说就变得全不可信。（《笔记小说大观》第40编第3册，台湾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5—82，P388—389）不过徐的这一说法，到底是从实地考查得来还是从书中考订得出，不得而知。
清人杭世骏持与杨慎相同的看法，他在《订讹类编》中说：
愚按：《西溪》载《吴越春秋》所云西施被杀，别无所考。意所谓被杀者，即沈之于江，非刑杀也。陆广微《吴地纪》引《越绝书》曰：“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今本又无此条。盖“鸱夷”，子胥也。范蠡亦号“鸱夷子”，故有是误。升庵引《墨子》及皮、李诗，以证西施之沈江，确不可易。至杜牧诗有一“舸”字，明系误用，不得为之曲解也。（杭世骏，《订讹类编、续补》，中华书局，1997，P40）
杭世骏的分析比较仔细，逻辑上也颇为严密。他还对杜诗和《吴越春秋》中“鸱夷”一词作了辨析，认为杜牧诗中“逐鸱夷”，指的是将西施沉江而殉子胥，因为“鸱革浮胥骸，亦子胥事也”，“鸱夷” 是指装着子胥尸骸的皮囊，而不是范蠡；《吴越春秋·逸篇》所说的“令随鸱夷以终”，也是指将西施沉于江，原因是子胥之死与西施在吴王面前进谗言有关，“鸱夷”则是指沉杀子胥的皮囊。至于有人将“随鸱夷”理解为“随范蠡”，乃是因范蠡亦号“鸱夷子”引起的一种误解。再次，《吴越春秋》所说的“西施被杀”之“杀”，指的就是“沈之于江”，而不是其他方式的“刑杀”。最后，杭认为，陆广微《吴地纪》中所引《越绝书》西施随范蠡泛舟五湖的说法，因“今本无此条”，不足凭信；杜牧诗中的“舸”字，也是明显的误用。
不过对杨慎的某些说法，清人胡式钰持有异议，他在《窦存》的“书窦”篇说：
杨氏斯论，边见犹未免也。越王长颈乌喙，方自歼其忠臣矣，尚念仇国之臣，而曰沈西施以报子胥乎？特鉴彼尤物足以亡国，不欲有之也。且使西施果不杀，用给范蠡以终，说者又未必不谓惟范蠡高士，乃得享西施之美人；亦惟西施美人，宜终托范蠡之高士。是令西施随范蠡，亦以全西施报范蠡也。西施非私奔，范蠡并非偷掣之逃，何损其亮节哉？雪诬之说，恐范蠡不任受德耳。（《丛书集成续编》第23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P725）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