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不能规定，也不能强制。所谓礼仪，其形成总有它的合理性和道理在，凡能在一定时代流行的东西，必有和时代所相配的基本条件，条件不复存在，许多东西自然也就没有生命力了。新时代里的旧形式所以很难超越旧形式本身的规定，即取决于时代条件。比如用京剧表现现代生活，很少有成功的作品，就和你用话剧表现古代生活一样，许多历史剧的生命力受到影响就是这个道理。再如国学，它本身不完全是纯粹知识系统，它是知识、道德和职业完美统一的东西，它能达到那样的境界依赖三个前提，一是私塾，二是书院，三是科举。私塾保证知识的普及和公正，书院保证知识的承传和精深，科举保证获得这些知识和价值的最后走向。这三者一定是相合的，它的最高阶段就是科举，这些条件在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了，还想让国学大盛，肯定不可能。废科举后，国学就开始衰落，谁也挽不回它的命运，因为时代变了。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把眼光投向西方，这个见识不能轻易否定，五四精英基本都有西学背景，而他们的中学又相当过硬，这样的知识分子做出的选择，不可能是简单的和没有历史感的，我们还没有资格轻言五四精英对历史的感觉和判断，那个时代就把眼光聚焦在科学和民主上，这个历史远见，不是一般的历史见识，而是远大的文明卓见。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感觉到历史的脉动，五四精英永远让人佩服的就在这一点上。贬低五四精英的历史选择，是不了解中国现代历史才有的时代错觉。
　　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临一个由旧到新的转变，这是时代的趋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从旧时代走出来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对旧时代的批判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钱玄同甚至说过废除汉字、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该杀这样的过激言辞。
　　对这些教授的由旧到新，人们其实不必过于认真，以为他们的从旧到新，就是一个与传统决裂的过程，发现新的就要抛弃旧的，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简单。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是比较有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可以通俗地表述为他们知道好坏。钱穆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钱玄同和刘半农的一件事，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气质。钱穆说：“某年，章太炎来北平曾做演讲一次。余也往听。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面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则知风气转变，亦非咄嗟间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7页)许多事，我们今天看来，也许会有不同的评价，但看他们的初衷，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办坏的，事情没有向他们想的方向发展，这不能怪他们。所以对于五四精英的言论，我们总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来评价，方能较为接近实际，也比较合情合理。传统中的好东西，没有人为了追求新就一定要抛弃，他们的过激话，往往只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而已。
　　谢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