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血脉连在一起，文化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民族的构架。民族问题是重要的。史诗这种文体，在汉族是不发达的。过去写文学史，有观点强调与西方接轨，要从史诗写起，便从《诗经》中找了五首诗，说是周朝的开国史诗，但是加起来就338个字，怎么和《荷马史诗》比？但是如果加上少数民族史诗，中国就成为史诗的富国了。少数民族的史诗，包括藏族的60万行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为《格斯尔可汗传》），还有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这些都是20万行。我认为，公元前那一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荷马史诗》；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将来历史会证明，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包括《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等在内的中国史诗。

　　少数民族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增加了许多内容，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11世纪，就在欧阳修、苏东坡等人写几十字、一百字短小精粹的宋诗、宋词时，维吾尔族（当时属喀喇汗王朝，就是黑汗王朝）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已经写成了长诗《福乐智慧》（大概在1070年前后），全诗有85章13000多行。《福乐智慧》熔叙事性、哲理性、戏剧性于一炉，展开了跟中原的诗词体制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美学范式。如果中原人士在公元11世纪以后能够接受边疆少数民族的诗的智慧，中国诗歌的局面就会变得和现在不一样。到了元代、明代，经常讨论的是宗唐还是宗宋，还是没有超越中心主义的思想。

　　再一个是家族问题。汉族自古就有“家为国之本”这么一个传统，古代的家族不单是一个血缘的单位，而且有着经济、政治的功能。这些家族各有自己的家学和家风，沿袭着一种独特的家族文化传统，因此不研究家族民族问题，是很难把握中国文化的深层奥妙的。

举个例子，王安石变法与司马光的反对，除了革新、保守这些政治原因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南北家族问题。司马光的周围是以北方家族、中原家族的人为主，在山西、河南这一带。王安石周边的这些人物基本都属于南方家族，在江西、福建这一带。中原的家族安土重迁，根底非常深厚，素以文化上稳重见称。南方的家族是从北方的家族过来的。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家族，本身带有开拓性，带有冒险性，同时也带有投机性。王安石这个家族在五代之前迁到了江西的中部，就跟当地的曾氏家族、吴氏家族通婚，五代之后他就变成当地的一个大家族。如果没有通婚的关系，他就是个客户，而有了通婚的关系，过了五代之后他就是江西派了。王安石跟曾巩家庭，也就是王氏跟曾氏、吴氏，这三个家族是连环婚姻的。曾巩的姑妈就是王安石的外祖母，所以王安石见欧阳修的时候是曾巩带去的。王安石主张变法的时候，曾巩劝他要稳重一点，但王安石不听。神宗皇帝问曾巩，你怎么看王安石，曾巩讲了八个字，“勇于有为，吝于改过”。所以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曾巩就请辞外任，在外面的州郡当了十二年的官才回到开封，所以他没有卷入党争。

曾巩是曾家的大哥，要对家族负责任，因为他父亲曾易占很早就去世了，而曾布、曾肇都比他小十几二十几岁，他要抚养这批人。所以大哥的文风和小弟的文风是不一样的，他更带有家族责任感，更加老成持重。曾巩的弟弟曾布不一样，曾布比曾巩小十七岁，他后来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左右手。曾巩这个家族——南丰曾氏在两宋时代是个很大的家族，出了五十一个进士。曾巩家族和王安石家族是妇女最能够为文做诗的家族，逢年过节亲戚吃饭都要写诗写词。如果不深入到家族的脉络中去，很多问题是看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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