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裕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解放日报》副刊“朝花”上发表了一篇杂文：《曹操纳谏》。午休时，《新民晚报》副刊编辑谢泉铭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放先生看了我的文章，来了兴趣，要和我谈以古喻今、借古论今等问题，请我到晚报来一次。当时我好紧张，以为文章出什么漏子了。
    
    我到了晚报，就在二楼谢泉铭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林放先生。他一开口就表扬我说：“你一个小青年，敢写这种杂文，精神可嘉。”又说，“‘古’是遗产，是财富，中国从古到今，应该好好研究古。”他表扬了《曹操纳谏》，说曹操被许多人批判，但鲁迅先生说曹操很有本事，当然他也声明不是曹操一党的。他又说，其实说到“谏”，还可写“魏征直谏”、“邹忌谏齐王”等，有很多题材可以写。他说古要为今用，首先要熟悉古，也要熟悉今，古为今用才能真正有所用，以曹操为例，他的很多地方就是值得借鉴的。
    
    这以后我常到晚报找林放先生请敎，他也喜欢和我探讨。他对我讲过如何抓住题目去挖深，关键是作者要有功力，要多学习、多看书，各种书多看一点(包括古文)，还要学会观察生活。他还对我在报上发表的杂文进行评判，使我真正觉得日有所进，同时也渐渐养成了读古文的习惯。有一次，林放先生又和我谈了“小题深作”，他说题一定要小，但要细作深耕，切忌题大浅耕，空洞无物，取题是很有硏究的，小题深作是很难写的。他还谈了培养青年杂文作者，说应该想办法让青年人也拿起笔来写点杂文随笔，当然青年人要努力，努力学习，努力实践，他说自己刚开始写杂感时年龄也不大。
    
    有一次,林放先生把我喊到晚报,专门和我谈杂文如何短些再短些。他说短而精，短了就会把一切废话闲话多余的话删掉，开始写时就要首先想到短，写好以后读三遍，滤三遍，对废话要字字计较，决不放行，让废话流出去，误人子弟，浪费别人的生命，是一种犯罪。他说短了才能精，而精是文章的生命，文章不精就缺乏生命力。
    
    1980年，《新民晚报》复刊招聘新生力量，林放先生电告我，要我到晚报应考。他对我的厚爱终于让我下决心去应考，文化考试及格了，但我的年龄已超过规定，我不想让林放先生为难，就自动退出了。
    
    1985年，我已调《上海科技报》，在科学会堂又一次见到林放先生，他听说我已当上了报纸编辑，很高兴。这次谈到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当时我正好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杂文：《一闲对百忙》，引陈毅元帅的诗“一闲对百忙”，歌颂了改革开放的“百忙”，认为忙得值得，开放有理，还引了邓小平同志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林放先生显然已看到了那篇杂文，他说：“杂文也应歌颂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歌颂改革开放就是实事求是。他不无兴奋地说：“中国正在发生，而且还要继续发生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记得他还说过，“实事求是就是文章的生命。”这次在科学会堂茶室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