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钰：《红楼梦》的海外传播问题，是我选择的一个分析样本。透过曹著在英语世界的170多年传播遭遇，大家可以清楚地了解、掌握中国传统文学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情况，以及规律和未来——这是我研究的入手点。在此，我想先声明一下：有的人给我贴上“红学家”的标签，我感谢这份善意；但我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要远远超出“红学”范畴，我的方向是当代中国文化重建，文化传播研究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2008年，国内对“文化传播”还比较陌生。有人认为我研究英文版《红楼梦》，没有用处，浪费时间。所以，我一度被称作“堂吉诃德”，寂寞独行，爱好幻想。可我的著作《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震动了整个华文媒体。这股震荡波，从港台地区、东南亚和北美，倒流回内地，终于促使国人明白了一点，即当大国和平崛起后，中国文化确实面临着一个对外传播的问题。

政府也在逐步关注这个问题。2009年9月，国家“汉办”启动了“五经”英译工程，这是中国最基本哲学思想的对外翻译工程。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杨洁篪外长提到“当前,各国的情况、世界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们大家都存在着如何‘调焦距、对光圈’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希望外界能够了解中国的独特性和真实国情”。我们不仅要睁开眼睛看世界，还要注重自己在世界中的形象，这说明我国政府已经把“对外传播”提升到战略层面。

我在国内主流媒体上，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解读了杨洁篪外长的思想，提出了我们对外传播的新的根本原则，即要让西方世界对我们“看得懂，想得通，关键是后者。”举个例子，刘姥姥口念“阿弥陀佛”，这个口头禅应该译为Amitabha，这本不是翻译难题。但霍克斯偏偏译为Holy Name，将刘姥姥的个人信仰由佛教变为基督教，这就抹杀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虽然传播的范围大了，但传播的质量极其低下。这个例子就是文化误读的典型。

今年年初，我因对《红楼梦》海外传播研究的贡献，入选《中国日报》社主办的“2009年中国英语教育十大新闻人物”。这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这个研究方向的荣誉。仅仅两年，我的研究就摘掉了“堂吉诃德”帽子。这就是大国崛起所带来的一个强烈的震撼效应。

笔者：你对于当下中国红学研究有何评价？

裴钰：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红学研究受制于当前较为封闭的文化大环境，是“关门红学”。从学者到爱好者，绝大多数人都把研究的方向和精力放到了三大类：版本、考据和文艺批评，而且占据了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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