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文化传播研究难度大，周期长，成果出来慢；而我认为，进行文化传播研究并不是捞出国的机会和物质收益。我有一颗宁静的学术责任心，我做了，在海内外引起反响，能够拉高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质量，能够给中国红学一个全球化的视野，这就是我的价值。

笔者：你曾写过一本书，名字叫《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研究《红楼梦》及中国文化。那么，就以林黛玉为例，老外眼中的林黛玉是什么样子？

裴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林黛玉在英译本中，被译为“Black Jade”，吴世昌先生指出，这个译名有一个引申义——黑皮肤的荡妇，并加以激烈批评。后来，霍克斯接受吴世昌的批评，改译为Lin Daiyu。名字虽然翻译正确了，但黛玉的“潇湘妃子”，被译为“River Queen（江河王后）”；潇湘馆译为“Naiad's House”，Naiad是古希腊的河边女神，是快乐、幸福的化身。这和林黛玉的悲剧性格大相径庭，完全颠覆了林黛玉的悲剧之美，是一种破坏力很强的对外传播。经我披露后，林黛玉在西方的传播遭遇，引起了华人世界广泛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触痛了华人的内心。我们寄希望于新的英译本继续对林黛玉进行修正。

笔者：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与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在英语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你怎样评价这两大译本？

裴钰：霍克斯译本是目前英语世界普遍流行的标准本，在英美世界的主流图书渠道发行，英语读者随手可以买到。译文达到了英文母语小说的水平，创造力极强，是生动性和艺术性最高的译本。比如，霍克斯准确翻译了曹著的书名，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这是众多英译本中唯一一个非常精准的英译名。但该本没有完整地保留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文化误读较多，比如将刘姥姥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杨戴本最大特点是译文严谨，对中国文化保留完整。但译文的生动性和艺术性均不足，属于《红楼梦》研究资料性的读物，影响力目前局限在中国内地。

一般来讲，普通读者阅读霍本为佳，而专业研究者适合阅读杨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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