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秀莲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村里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老人带领孩子登上了当地的羊马山，在山上对他们说：“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从盂县县城来山上修炮台，还进村子里杀村民、强奸妇女，其中也有南二仆。”

　　当时只有虚岁13岁的杨秀莲不懂得“强奸”的意思。她回到家和养父讲白天听到的话，父亲哭着抱紧了她，只是说：“你还是小孩，等你长大了我全部告诉你。”

　　但直到1993年养父患肝癌前，所有人都没有再同她说过母亲身上发生过什么事。她是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才得知真相的。

　　盂县河东村的尹玉林大娘因受害曾长期不育，但她的丈夫直到去世都被蒙在鼓里。“如今想起当时的事，仍然会吓得浑身颤抖，就连端起茶杯喝水都做不到。”

　　满头白发的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代表林伯耀先生至今还记得，两年前他访问南京时，一位性暴力受害的大娘哭着对他说，她周围的男性说“这个女人不干净”，还有上了年纪的男人说，“这种女人是中国人的耻辱”。

　　林伯耀曾找到一位侯大娘愿意去日本作证，虽然丈夫同意，周围的人却都强烈反对。“她坐车来镇上，有些晕车，在一位亲戚家休息，又遭到这位亲戚的强烈反对，侯大娘就放弃了作证。两年后，她丈夫去世，侯女士对未来绝望，就自杀了。”

　　最初，别说是打开大娘的心扉，就是想要靠近她们身边，对刚来中国的日本志愿者来说，都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石田米子女士一直记得第一次见到高银娥大娘时的情景。

　　“时隔50多年，一听到日本男性的声音，她就浑身发抖。不管我们怎么解释，‘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绝对不是坏人’，大娘都一直颤抖着，好像失了神……我第一次见到这情形，胸口就像重重被打了一下。”

　　最后，石田米子走向前，伸出手抱紧了高银娥。她一边抱着老人，不停在肩头重复说“不是坏人”，老人才慢慢镇定了下来。

　　李贵民是受害者万爱花大娘的干亲，这位小学没毕业的农民是最先参与帮助调查的人之一。他保留的录音材料成为后来中国大娘起诉日本政府律师团的重要证据。他摇着头说：“刚开始调查很困难，都不愿意说……”

　　日本民间调查团反复听取、取证的受害女性，有山西省盂县西烟镇、河东村等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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