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访谈时一定要有家属同行。”石田米子在调查笔记中写道，“最初是和她的丈夫，或者女儿、养女、孙女、侄女、姐夫、干亲，坐在一起聊天。随着我们之间越来越熟悉，从第二次或第三次开始，在访谈时我们谢绝男性亲戚在场。”

　　在她们的调查采访中，高银娥大娘“记得和她一起被抓的女人的脸，记得她坐在马拉的大板车上被拉走，记得在她的房门外拿着纸牌排队的日本兵，可就是说不出自己是被关在哪里”。

　　“她们受到过多恐怖和惊吓，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石田女士缩起肩膀，模仿双手颤抖地抱住头的动作，“总是只知道眼前十来米距离的事情。”

　　“如果要面对自己最不愿意面对的屈辱的、悲伤的、痛苦的过去，转而想明明白白地活在今天，她们或者他们需要什么契机呢？即使我们对她们说，这是历史调查、社会调查，所以要说出来，也不会得到想要的回答。”石田米子写道。

　　“很多大娘都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耻辱、羞耻，在村里被人看不起，自己也抬不起头来。我们反复告诉她们：发生这种事不是你有罪、不是你的错。”石田米子说。

大娘们说的最多的词是“糟蹋”

　　终于，在一次长谈中，高大娘慢慢地对石田米子她们说了出来：“……一到晚上，又是我一个人被带到窑洞里，别的女人都是老人和小孩，所以总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被叫出去糟蹋……”负责整理的志愿者佐藤佳子反复听着录音，记下这一句话。

　　有无数句这样的控诉，来自不会读写、只说山西盂县方言的大娘们，经历重重交流、翻译，终于变成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白字黑字。这其中，大娘们很少说“强奸”、“轮奸”，她们用的字眼都是“糟蹋”。

　　现在，我们知道了，杨秀莲的养母南二仆当年相貌清秀，1942年被侵华日军军官“傻队长”从藏身的地窖里拉出来，在自己家里遭受了性暴力侵犯。此后被拉到日军驻地，先后被两人“霸占”。

　　南二仆中途逃跑过。恼怒的日本兵“苗机”找不到她，就把她当时只有10岁的弟弟南栓成用绳子拴在马鞍上，让马拖着他在村里跑了好几圈，“直到绳子自己断了，刮得肚子到处是血”。躲在菜窖的南二仆听说了，就自己走了出来，再次被掳回去，被“糟蹋”到1945年，才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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