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M中一位30岁上下的女志愿者，在业余时间抽取了日本历史记载等各种档案资料，包括受害妇女在法庭上的证言、侵华日本老兵的证言、“国际战犯女性法庭”六次开庭资料，过滤出其中提到的所有日军犯罪地点，把全世界3000个以上的点一一标注在地图上。

　　如今，这张日本女性制成的巨大地图，静静地悬挂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展厅中，令人们停下脚步仰视。它已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这一展览将从2009年11月到2010年11月，展出为期一年。所有的展览经费由日本民间组织向东京市民募捐所得。

　　“虽然决定要开展，但当时的我们是一分钱都没有了，就决定向市民募捐。没有哪个人是可以‘啪’一下拿出一大笔钱的富豪，钱都是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最初我们估计，300万日元就是极限了，要谢天谢地了，出乎意料，最后我们募捐到了400万日元！”池田与石田两位女士笑着说。

　　目前，她们还在有限的经费中，给患病的大娘资助医疗费。“但并不是随便就给钱，是按半年为单位列好预算，并且要看过大娘真实的病历，才能确定支出。”

　　池田惠理子女士说：“我们觉得，如果在很多人来访的博物馆里展出，能够让‘大娘’们的中国同胞加深对她们的斗争的理解和敬佩，对下一代的历史教育起到作用。”

　　但她们自己的环境却不尽如人意。放映历史纪录片、举办反战展览时，常受到右翼势力的冲击，甚至曾经失火。石田米子、池田惠理子等主要组织者常接到威胁电话，父母家也接过骚扰电话。

　　调查南京大屠杀20多年的日中和平研究会代表松冈环女士，据说在地铁站台排队等车时，长年都注意不站在第一个，以免发生“意外”。在交流中提到这件事时，中方许多人都当做一件“轶事”。

　　但池田惠理子马上举手严肃地说：“这已经是我们的常识了。另外，我们上下公共楼梯时，也需要注意一下前后。”

　　参加的志愿者之中，有人原本从事保险事业，因为工作之余不停往返中国日本，导致损害了身体健康，不得已辞职，失去了固定收入，现在仍义务来到中国。有人曾为调查专门来山西留学了两年半，如今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能听懂、翻译盂县方言。

　　而石田米子女士自己的先生从20多年前起，一直因病在家疗养，需要人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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