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初来的时候就这么叫了。”1992年第一次到盂县时,石田米子就听到大家喊万爱花“万大娘”。
“1996年我们来到农村调查时,大家就叫开了,不过我因为年龄相近,总是喊她‘万大姐’。‘大娘’这个特定的称呼,是包含了我们对坚强地面对伤痕、勇敢站出来为历史作证的女性们的无比敬意。”石田米子说。
“在我们中间,谁都没有中国农村工作的经验。而且,这项调查是紧紧围绕每个受害女性相关的村庄的,我们试图借此来重新审视我们自身对于那场战争的认识。因此,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是调查模式的东西,整个调查也就是不断地犯错误的尝试过程。”她在调查笔记中写道。
“她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写,因此让她们自己写下来是不可能的。村里的男性都能看懂我们提供的文字材料,而对妇女,就算是拿地图或者抽象的图像给她们看,她们也很难说明。我们只好拿纸画上一座山、几座炮台,再问:能指出你的村子在哪里吗?还常常得不到回答。而对于地名、人名,她们都是通过声音来认识的,无法通过文字沟通。”石田在调查笔记里如此记述。
当她访问战争期间盂县发生的“南社惨案”时,问村民们:“这是发生在百团大战之前还是之后?”男人们基本都能回答得上来,而女人们却连“百团大战”是什么,都不知道。
在调查中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是,大娘们的方言口音浓重,而且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因此翻译不能只懂普通话和日语的互译。
“我们发现,能够完全听懂没有上过学的盂县农村老人方言的中国人,在太原市几乎都没有。我们找到了少数正在山西、河北、内蒙古留学的日本留学生,还有当地翻译。”石田米子说。
“由于表述的条理不清,以及词汇不充分,或者出现了无法合适翻译的当地方言,就会容易产生误解。所以我们非常慎重地对全部证言进行了录音。对重要证言的全部或者部分,不仅仅依靠翻译出的日语,而是反复听保留在磁带上的证言者的原话,最终才形成现在的译文。”
盂县西烟镇、河东村、羊泉村、南社村……这些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的地名,如今,在日本志愿者的笔下,化成了16位已知受害妇女受害地、被绑架地的示意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民间团体的所有人都不是专职人员,他们有的是律师,有的是教师、公司职员……所有工作都是他们利用晚上和周末的业余时间完成的,没有任何酬劳,只有付出。
随着时间流逝,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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