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一年春好处

——近百年来旧体诗创作的命运（写在《三益斋吟草》出版之际）

中华书局的编辑先生寄来新出的郑福田著《三益斋吟草》让我写点什么，我本与郑先生不相识，实在无从写起，谢绝再三，编辑以为我曾从事诗歌史研究，近来又发文谈今人所写的旧体诗问题，必有话说。待展卷读之，遂沉浸其中，为其清辞丽句所吸引。这些作品不仅写得中规中矩，词采盎然，而且有情感、气韵流动其间，这对于今人来说是颇为不易的，因为许多人认为旧体诗这种形式已经死亡。

　　自从进化论传入中国，新学界大多数人也认同了文学形式不断演进，于是，就形成了新的体裁产生了必然预示着旧体裁的灭亡的结论。王国维先生在1913年撰写的《宋元戏曲考》的“自序”里，一开篇就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虽然王先生没有说唐以后无诗，宋之后无词，元以后无曲，然而这个只肯定“唐有诗”观念对后来新学者有很大影响，最典型的就是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写于1931年的《中国诗史》。这部著作中唐诗之后，紧接宋词，片言不及宋诗以及元明清诗；宋词之后紧接元曲，片言不及元明清词，似乎这些毫无成就可言。这是许多新文化人的想法，连鲁迅这样的大家也认为唐人已经把好诗写完，后人不必再在这种体裁上下功夫了。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

　　来信于我的诗，奖誉太过。其实我于旧诗素未研究，胡说八道而已。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亦殊可笑。

　　不过这些都是新派文人的意见，大部分学者还不是这样看，文学史照样讲宋诗，许多辞章之士还在写旧体诗，因为那时凡是受过旧式教育都会写两句旧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旧式教育中《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诗韵合璧》等书就是教材，吟诗作对就是作业，而且诗歌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社会功用，朋友往来酬酢，就少不了诗歌，连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谈判都要带上一首《沁园春》，文士更是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技巧来学。由于还有读者，那时许多报刊上都有发表诗词的专栏，还有人对于当代诗词创作加以评骘，登载旧体诗词的报刊也多有连载的诗话或词话。鲁迅给杨霁云信中说到林庚白对他的旧体诗的评论就出自林在《晨报》上连载的《孑楼诗词话》。至于结社赋诗、雅集唱和,是许多有文化而又生活富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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