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社会转型，逐渐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方向发展，许多旧的文学体制受到质疑，旧体诗就是其中的一项。今人创作的旧体诗还算不算文学就成了问题？虽然没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讨论，但从当时的文学刊物来看已经把它摒弃出文学范畴之外，几乎没有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刊发旧体诗了。1957年1月《诗刊》创刊，第一期就发表了毛泽东主席旧体诗词18首与给《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信，对旧诗看法才有所改变。然而许多人还是认为只有毛主席的旧体诗是诗，是了不起的文学作品，这也只是个特例。因此旧体诗在文学领域一直是“妾身未分明”的。比如在我工作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诗歌史研究中从古代到近代的三四流的诗人也有人关注；而现当代诗歌史中的旧体诗的研究几乎是零，是没有什么人关心的。1957年以后，报刊上虽然偶尔也发表些旧体诗词了，但作者多是高官，或民主党派中的上层人士，即使偶有知识分子的作品（如苏步青、夏承焘、高亨等）出现，那是一种很高的政治待遇。不是什么人都能发旧体诗的。我没有见过普通作者或诗人的旧体诗出现在报刊上。编订出版旧体诗集更是一种极特殊的事情。最初只有毛主席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后来朱老总出版了《朱德诗选集》。“文革”中，朱老总受冲击，这也被视为“罪状之一”，理由是“毛主席出诗集，你也出诗集”。可见出版旧体诗集与诗人出版新诗集完全是两回事，诗人写新诗，出诗集那是文学领域的事儿，今人出版旧体诗集则是与政治有关的事儿，出版当局那是慎之又慎的。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不成文的条规被打破了；文革当中旧体诗逐渐走红，那是个冲突剧烈的时代，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人们郁积了太多情感能量，须要一吐为快，于是地下诗歌创作繁荣起来，而且旧体居多。1976年的四五事件是地下诗歌创作的一次总检阅，那首著名的“扬眉剑出鞘”就是代表。粉碎“四人帮”后，先是带有鲜明政治倾向的《天安门革命诗抄》（1977）、李锐的《龙胆紫集》（1980）出版；直到1982年，集作家、学者、诗人方面的聂绀弩先生的《散宜生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才标明旧体诗回归文学创作的殿堂。此书由负责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先生为之作序，表明主流的意识形态对它的认可。此后旧体诗逐渐从政治诗向多元题材发展，佳作不断出现，各地方出版社也有旧体诗集的出版，我见到过的就有数十种之多。郑福田先生的《三益斋吟草》也是其中一例。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还是由中华书局这样有影响的出版单位出版。

　　有百余年历史的中华书局，在建局的前四五十年里，是个综合性出版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也出版过《吴宓诗集》，这是个旧体诗集，吴宓是“学衡派”中坚，断不会写新诗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书局成为出版文史哲古籍的专业出版单位，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放弃专业的前提下有扩大出版选题的开拓。这次出版郑先生的旧体诗集大约是书局对于出版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尝试。

　　自文革以来旧体诗创作虽显繁荣，但由于大多数作者没有经过旧式教育，大多不懂旧体诗词是怎么回事，以为七个字四句就是七绝，八句就是七律，词也是按字数说。写作者或者按照毛主席诗词照猫画虎；或是在王力先生《诗词格律》或《汉语诗律学》格律规范下指导下亦步亦趋。这些作品名为旧体诗词，但没有旧体诗词韵味，在外人看来只是押韵的、有固定字数的文件。这就跟用西洋唱法唱京剧一样，旋律节奏都对，但唱的仍是歌而不是戏，因为它没有京剧的韵味。写旧体诗要有旧体诗的韵味关键是诗词语言文化的修养问题。

　　旧体诗词语言属于文言系统，但又有别于一般文言，它在用词方面不仅要考虑其本身的意义，还要顾及到语音（声、韵、调）、色彩，习惯的排列顺序，以及这些词汇所构成的意象。领悟诗词的精微之处还要靠多读作品和写作训练。我读郑先生的作品，感受最深的是他对传统诗词语言的熟练运用，他能够用这些处理自己要写的各种题材，这是一般受新式教育而又热爱旧体诗词创作的当代人很难完成的。当代人写旧体诗多停留在模山范水、写物抒怀、往来酬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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