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文化史”研究的自我拯救：

　　这里所说的“拯救”大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文化史”研究如何获得学科建制内的合理位置；二是“文化史”如何在史学大潮的革新中真正能够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获取自己的主体身份，而不是总处于某个学科的附庸地位。当然，前者的实现应以后者的完善为前提条件。

　　我认为，“文化史”要走出“孤悬”的困境，必须要在问题意识上与社会史，特别是政治史建立起真正的横向联合。而不仅仅是在方法论方面一味模仿西方“新文化史”的解读路径，在形式上追求所谓“独立”。比如国内兴起的“概念史”研究就要更注意国内社会语境的制约作用，而不是一味寻求“概念”本身作为语言的演变轨迹。《新史学》第三卷中的多篇文章就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史”研究者应该形成一个共识，“文化”归根结蒂是“政治”的一种表述，应该与中国历史变迁中的复杂政治过程构成相互说明和印证的关系，而不是仅仅表现成和“政治”相脱离的独吟浅唱。当然，我这里所说的“联合”并非主张要简单地回到某种“政治史”的叙述轨道上去，或者与某种传统“决定论”式的政治史命题重新实现妥协共处，而是借助“文化史”的认知方法，争取对中国历史上存在的重大问题做出崭新的解释。

　　“文化史”与“政治史”联姻的路向早已通过“政治文化”的研究取径表现了出来。在古代史研究方面，余英时的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可称典范。但中国近代一直面临如此复杂的政治变动，目前却尚未出现力作来阐明“文化”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促成了近代“政治”格局的变化。国外有关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论著中，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对此做出了崭新尝试，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路标予以重视。

　　“文化史”研究受到国外“新文化史”典范的影响，越来越细腻地把触角伸向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细致到了如何观察“身体”与“感觉”之间的复杂关系，前不久我收到一本名为《体物入微》的论著，书内的文章直接涉及到“物”与“身体感”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近代中国人肮脏感的产生或者在馨香祷祝中香气的仪式力量，而且开始尝试从食物味觉中感知身体的变化。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的具体表现形态。但研究做得越精致，就越应该避免出现过度“碎化”的倾向。因为现如今，“香水”和“眼泪”这样的微小题材都能写出大部头的“文化史”，如果我们大谈特谈的所谓“文化”不能与一些重大的政治历史进程重新建立起新的关联性，其结果只能是日益走向狭隘和自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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