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红民看来，这次会议申办成功，说明民国史研究与蒋介石研究的学术环境大为改善，它释放出来的信息必将促进相关领域学术研究更快的发展。

　　今年1月，陈红民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抄阅蒋介石日记期间，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采访了陈红民。当时记者反复追问他，大陆是不是真要开蒋介石的学术会议。

　　“他们不相信——实际上，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有不相信的，问我们有什么样背景。”陈红民对记者强调，“我们没有背景，是国家在进步。中国大陆学术气度比过去好了很多，对历史问题实事求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已经有勇气与雅量对待各种历史观点。”他说的这段话最后被《世界日报》刊出。

从“险学”到“显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国史研究经历从“险学”到“显学”的突飞式发展，而民国史研究中以蒋介石研究居多。

　　去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十七篇论文中有十五篇研究蒋介石。“蒋介石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讨论民国政治、军事、外交，都绕不过他。甚至，蒋介石研究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民国史研究的标尺。”陈红民说。

　　事实上，学术意义上的蒋介石研究起步不久，许多课题有待开发。多年来，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出现，是与“国民党反动派”联在一起，“如何将他回归到个体，将他个人行为与政党行为、政府行为区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陈红民说。

　　陈红民1984年大学毕业，是大陆首批民国史研究生，当时整个民国史研究一片空白，学者手头的研究材料只停留在中共党史，而且长期以来的学术政治化，令很多学者也对蒋氏研究望而却步。

　　1988年，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为写作一篇长达4万字的蒋介石早期思想研究的论文，在图书馆搜寻着布满灰尘的蒋氏资料——这些来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台湾的资料”，只能通过馆内的熟人关系查询内部工作目录卡才能看到。然而这篇论文并没被发表。

　　1992年，作家叶永烈欲在大陆出版新作《蒋介石和毛泽东》，但仅书名就未能通过审查，当时的理由是“作为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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