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科举有常选与制举之分。常选的考生来源，其一为各级学校的生徒，其二为各府州的乡贡(即通过府州考试的自学成才之士，又称“举人”或“贡举人”)。这两路人马最后都要汇集到长安参加由礼部主持的省试。李钧、李锷既然是通过州举、道举而“升第参官”，那么就应该是以乡贡举人的身份参加省试，最后获得出身。只是唐代科举的名目十分繁杂，除最常见的进士、明经两科之外，还有秀才、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等。遗憾的是，由于在现存的唐人登科记中找不到详细材料，李钧兄弟具体在哪一年、由什么科目登第，已无从查考了。

    李钧兄弟既然都在朝为官，干脆就把户籍也由偏远的温州改到了长安。更为过分的是，他们甚至连母亲死了也不回家奔丧。这种违背道德的做法，被时任温州长史的李皋举报到了朝廷。这位李皋也非等闲之辈，他是唐王朝的宗室，曹王李明玄之孙、李戢之子，后来也继承了王位，所以《册府元龟》称他为“嗣曹王”。李皋检举李钧兄弟的事，在《旧唐书·李皋传》中也有翔实的记述，只是情节稍有不同。据记载，李皋有一次到县里视察，遇见李钧、李锷的母亲，得知这哥俩在外做官二十年，却扔下老母在家无人抚养。李钧兄弟连起码的孝道都不具备，怎么可以在朝廷中占据显要的位置？于是李皋便向当时的代宗皇帝告了一状。

    不知道唐代对流犯是否有特别的户籍管理办法，但根据新、旧《唐书·李渤传》推测，随着李钧兄弟被流配，他们在首都的户籍大概也被取消了。李渤是李钧的儿子，传见《旧唐书》《新唐书》。《旧唐书》曰：“李渤，字浚之。后魏横野将军、申国公发之后。祖玄珪，卫尉寺主簿。父钧，殿中侍御史，以母丧不时举，流于施州。”这段文字追述了李渤的家族史，然而却没有记载李渤的籍贯。这有点不大符合史书列传的体例，但如果是李家因为流配而被取消了户籍，那么《旧唐书》对李渤的籍贯略而不书，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李钧有“割贯长安”之举，自然也不会轻信《旧唐书》对李渤家族史的叙述。关于“后魏横野将军、申国公”李发，在《魏书》中找不到任何记载，倒是唐代的元稹写过一篇《赠工部尚书李公墓志铭》，其中提到李发是唐初绥州刺史李明的十一世祖。而史书称李明为陇西人，所以李发的谱系属于李氏十二望中最显赫的陇西李。看来李钧兄弟为了仕途发展，不仅把户籍落到了京城，还把世系也依附到了陇西李氏之下。

    李钧热衷仕途，没想到苦心钻营换来的竟是如此凄惨的结局。然而，史称李渤“耻其家污，坚苦不仕，励志于文学，不从科举”——父辈的道德污点却成了李渤苦心力学、磨砺节操的精神动力！

    李渤早年曾隐居江西庐山、河南嵩山，刻苦读书。他在庐山时，养了一只白鹿为伴，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白鹿先生”，而他的隐居之所白鹿洞，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白鹿洞书院的所在地。唐宪宗元和初年，朝廷屡次征召，李渤皆拒不出山。直到洛阳令韩愈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劝驾信，李渤才在元和九年应召为著作佐郎。历任考功员外郎，因考察京官得罪宰相杜元颖，出为虔州刺史，迁江州刺史。其后复迁职方郎中、谏议大夫，转给事中。唐敬宗宝历元年，又因上书纠举宦官和神策军不法事，被指责为结党营私，再次出为桂州刺史。李渤在桂州两年，以“风恙求代，罢归洛阳”。唐文宗太和五年病卒，赠礼部尚书。

    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在唐代为下都督府，刺史兼充防御观察使，为从三品的官员，礼部尚书则为正三品官员。按品级，李渤已在“省部级高官”之列。而且因为他秉性耿直，居官刚正不阿，勇于直谏，颇具封建时代的名臣风范，所以在朝廷中的声望也很高。新、旧《唐书》对他的评价是“孤操自将，不苟合于世”、“孤贞力行，操尚不苟合”，都认为他是一个大节凛然的君子！

    如果套用眼下流行的话语，李氏兄弟、父子应该都可以算是“在外温州人”。但李钧兄弟抛弃故乡的行为，也使故乡遗忘了他们。尽管他们“俱以文艺登科，名重于时”，但在现存的温州地方史志中，却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记载，本该属于他们的温州最早的登科记录，也落到了吴畦的名下。而李渤由于早年有隐居嵩山的经历，初入仕时，又曾以丹王府谘议参军、赞善大夫“分司东都”多年，所以洛阳就成了他的定居地，也成了他晚年的归宿。在后来的一些史志中，李渤便被追认为洛阳人了。历史的错误令人唏嘘！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当我们拨开文字的尘霾回望唐朝之时，仍能找回一段悠远的温州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