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违背了所谓历史真实的话，那么，不妨说，他所秉承的是另一种真实，一种社会学意义而非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这也说明，所谓罗贯中因为个人好恶而对曹操和曹魏政权进行了极端批判与贬低的说法是多么的缺少说服力。连较早出来为曹操翻案的郭沫若也承认，宋以前骂曹操的人还不算多，宋以后，骂他的人就多起来了。为什么？各位不妨深思。据《东坡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称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尊刘抑曹”不仅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也体现着广大社会民众的愿望。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正是宋以来小说家、戏剧家以及说书艺人长期创作的集大成者。不能说其中没有罗贯中个人的爱憎，但他却也难以摆脱无所不在的世俗见解。很显然，《三国演义》所表达的正是宋代以来的社会潜隐心理，即社会的诉求和愿望，并集中体现为刘备的仁、关羽的义和诸葛亮的智，他们都是儒家道德理想“智、仁、勇”的化身。其实不仅《三国演义》，在许多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章回小说和历史传奇中，受到歌颂和欢迎的，往往是类似刘、关、张与诸葛亮这样的形象，《封神演义》里的文王和武王是这样，《两汉演义》里的刘邦、刘秀是这样，《说唐》里的李世民又何尝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这种社会心理的表达有其自身的真实逻辑，这也正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化的社会价值所在。

　　有人也许会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毒害，抑或有之，却也失之简单。马克思说过类似的话，民众的思想往往就是统治者的思想。但民族的精神潜质往往也积淀在民众的潜在心理之中，并且通过某种文化象征，以“集体梦”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说到《三国演义》的广为流传，以刘为正统还是以曹为正统，未必就是最重要的理由，在民间，更为民众所看重的，还是类似“桃园三结义”这样的故事，以及这个故事中所渗透出来的信义和忠诚。从历史真实的角度说，包括《三国志》这样的历史书在内，其中都没有关于“桃园三结义”的明确记载，所能找到的蛛丝马迹，也只有“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三国志·蜀志》卷六《关羽传》）这样比较模糊的记载，但是，经过罗贯中的艺术创作，“桃园三结义”却成了《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桥段。这是罗贯中比很多演义、小说作者都高明的地方，章学诚说，像《列国志》、《东西汉》、《说唐》等传奇作品，所以不如《三国演义》更为流行，其原因就在于后者更有文学性，更有“惑乱观者”的艺术力量。

　　行文到此，我们应该看到，从“尊刘抑曹”到“替曹操翻案”的历史转变，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正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所发生的逆转。梁启超在1927年的夏天有一篇对清华大学学生的谈话，其中就谈到道德方面的担忧，他说，曾国藩是希望造就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的，而且，咸丰以后的风气确实因他们的努力而有所改变，但是，“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一辙呀”。他一再感叹：“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像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刬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遗了。”

　　也许梁启超在这里把道德看得太重了，有点危言耸听，但当今社会道德危机的严重性却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并不认为电视剧有净化社会道德的责任和义务，或使社会伦理道德雪上加霜的能力，但是也要看到，民间社会一代又一代，就是通过包括谣谚、格言、唱本、评书、传奇、神话、小说、戏曲，以及今天的电影、电视剧在内的这个渠道接受传统的。我们固然不必把一部电视剧的“替曹操翻案”看得这么重，但如果抛开谁为正统不谈，那么，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问题自然就凸显出来了。替曹操翻案或恢复曹操本来面目，就可能包含着对于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颠覆和批判。这里有一点新的情况，以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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