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也是“君子”。传统“君子”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和严格的品德训练，是治国安邦的人才，是主流文化的载体。在传统主流文化大断裂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延续了传统优秀文化和“君子”教育。《庄子·渔父》概括了孔子学术的主要内容：

　　“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论语·子路》中有一条记载：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想学种庄稼、种菜等“劳力”行当，被孔子视为“小人”。这是从传统社会分工的角度来区分“君子”和“小人”。孔子虽然“有教无类”，学生中不乏出身贫贱者，其教育目的却是要培养“劳心者”，即为国家培养具备“君子”人格的文化政治人才。后来的科举选士制度将这种教育理念制度化。类似孔子“有教无类”，科举制度不问考生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寒门子弟通过这个制度可以进入社会文化政治精英阶层，不过，科举制度选拔的是“劳心者”，“劳力者”家庭出身的学子以通过这个制度成为“劳心者”为荣。汉代传统主流文化复兴，“儒”成为社会文化和政治精英，儒家承传的古代文化典籍成为治国宝典。到隋唐时期，逐渐演化出科举取士制度，考试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自汉代开始，直到1905年清末科举制度正式取消，“儒家”一直是中国历史的前台文化和政治主角。

　　“世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做官高”，读书做官、担当国家天下政治大任几乎可以说是所有传统儒家知识人的共同理想。不过，做官的目的有“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小人”结党营私，以满足私欲、求取功名富贵为己任；“君子”和而不同，把道义良知放在首位，以修身、齐家、推行仁义道德、利民安邦为己任。

　　正如孔子所指出，“儒”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历代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国家文化政治精英阶层的儒生并非都是“君子儒”，其中不乏“小人儒”。儒宗孔子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儒”，他崇尚的政治是由有道德、有文化、有知识技能的德才均备的“君子儒”们开创的仁义之道大行的社会，他深知，如果由有才无德、以权谋私的“小人儒”们主政，则无疑不能以德治国。“和谐社会”只能产生于重德的“君子”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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