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研究孔子，把《论语》视作唯一信得过的依据;并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它当成了孔子乃至孔门思想的全面记录。而没有注意到《论语》编纂也是有重点的，也要遵循不与“六艺”、《六经》重复的基本原则，遵循著书立说的一般规律。这就导致人们对《论语》产生误解。例如，现代所有的《论语》普及本，都把孔门所谓“士”译作“读书人”，不少教育史论著认为孔门教育内容只有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而以前者为重心。

　　其实，春秋时代还没有常备军，官制文武不分职。各级官吏平日理治民，农闲时节教民备战，战时出为带兵的将领。与此相应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也是文武兼备的。其中“射”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即使平时演练也有“五射”、“五御”等极为繁难的要求，属于早已规范化了的系统的军事教育科目。以历史的眼光看射、御，其专业化程度并不亚于现代射击与驾驶战车技术。借用现代术语来说:射、御这两项武艺，是每个受教育者必修的基础课，而不是可学可不学的选修课。

　　至于孔子所办私学，既然教育目的仍然是培养修己治人的“君子”，那就不能不受官学教育传统的影响，不能不以传统“六艺”为弟子必修的基础课;更不能不受当时社会需要的制约，致力于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也就是说:历史和现实的合力，决定了孔门仍然重视武艺传授。不然的话，孔门弟子从政以后，怎么能够适应平日理政治民、农闲时节教民备战、战时出为带兵将领的实际需要?孔子私学还会有什么吸引力?

　　关于孔门武艺传授，《礼记·射义》有颇为生动具体的记述。从孔子带领弟子在“矍相之圃”(今曲阜孔庙西侧)演习“乡射礼”的情况来看:孔门射艺教学既有孔子亲自示范，又有对要领的口头讲解;还十分重视将德育贯穿其间。孔子做射箭示范时“观者如堵墙”，可见其射艺之精湛。至于孔子驾驭战车的技艺，《论语·子罕》也有反映:达巷党人叹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即谓之学而不专、缺乏强项。孔子知道了，便与门弟子商议:拟在射、御二艺中选一艺来展示所长。这说明在孔子及其同时代人心目中，所谓“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六艺”之学。孔子经过比较权衡，选定“执御”以展示专长，可见其御艺亦相当娴熟，可能更优于射艺。由此窥测孔门之御艺传授及弟子驾驭战车的水平，应当也不会比射艺差。以往论者多将“御”混同于一般赶马车。其实，一般赶马车称“仆”，如《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驾驭战车才称“御”，如《诗经·车攻》“徒御不惊”。特别当是“射、御”并举，“御”绝不可以混同于“仆”，而只能是指“六艺”中这项武艺。

　　这里必须申明，笔者并无意否定孔门的文化教育。正是由于孔子收集整理古文献，“以述为作”传授弟子，弟子又散居四方继续研究、整理和传授，中国文化教育的内容才得到丰富和发展，才奠定了教育进一步专业化的基础。中国教育文、武之分化，正是建立在从孔子、孙子开始的文教、武教内容空前丰富和发展的基础之上。以孔子、子夏为代表的原始儒家，以孙子、吴起为代表的兵家，分别从两个方面为此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世奉孔子为“文圣”、奉孙子为“武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际。

　　但是问题在于: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这种社会分工和教育的专业分化，仅仅初露端倪，仍处于酝酿和准备条件阶段，距离完成路途尚远。孔子和孔门弟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必然带着其所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等级--贵族之“士阶层”的胎记。孔子虽然重视文教，使过去被王官垄断、只有上层贵族子弟才能学习的典籍，成为士阶层和庶人子弟也可以学习的文化修养，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下移，揭开了新兴士阶层崛起的序幕;但在官制文、武不分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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