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电影《孔子》挟一片鼓吹喧嚣声闪亮登场。紧接着，却又眼见它黯然下线，在与《阿凡达》的PK中落荒而逃。关于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位赛车新锐写入博客的几篇杂文。对《孔子》的失败，他表现出一种善意的幸灾乐祸态度。他以为，倘若不是如此，定会有人跟着去拍其他一大群的这个子、那个子；结果只能是用大笔金钱换来中国电影业的“大倒退”。
      可惜他依然不够老辣。最近听说还是决定，要继续再拍几部这样的“大片”。怕什么？反正如今有的是钱。一部《孔子》倒下来，会有更多的《孔子》跟上去预备继续卧倒。
      其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未必真是要不要拍《孔子》或者《韩非子》，而是你究竟如何去拍的问题。这与我们怎么看待国学的问题很相像：这不是要不要讲国学，而是到底如何讲国学,或者讲一种什么样的国学的问题。所以今天我想从电影《孔子》讲到历史上的孔子，接着再说说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国学。
      “假如《孔子》真的是我，那我只好不是孔子”
      ——某女史曰：发哥出演孔子，是孔子大幸。
      ——子曰：假如《孔子》真的是我，那我只好不是孔子。
      上面两句话，本是我为这次讲演提供的内容简介。遗憾的是，报告会的组织者没有把它印出来。为什么我要断定，假如孔子看到《孔子》，必会说“那我只好不是孔子”呢？因为电影里的孔子实在不像孔子。说得刻薄一点，影片里的孔子形象，是个四合一的角色。一是丐帮首领，二是半个花痴，三是疑似强迫症患者，四是张冠李戴的改革家。
      你看他带着一帮徒弟，衣衫褴褛，前呼后拥，左右有佩刀腰剑的人相随。这样的人物不像孔子，其实更像墨子：一个最早结帮走江湖的老大、秘密社会的始祖。他的小团体纪律严明，徒弟对待大帮主的指令，可以做得到“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电影里的孔子老是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动作。如那一套僵硬的抱拳作揖的姿势；或者去见国君，还没有进门，就开始磕头。就因为影片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孔子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因此在观众的眼睛里，除了怪僻和矫揉造作，还能对他留下什么别的印象？
      影片还让这个老头声称要“变古改制”。实际上，真孔子的政治主张恰恰是克己复礼，也就是要复古，恢复他想象当中由周公制定的那一整套礼乐制度。“变古改制”是后来法家的主张。孔子要往后退，法家则要朝前走。把克己复礼说成变古改制，就硬把孔子的理想扭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要退，可也没想退得像老子主张的那般远。首先用“大同”来概括远古人类“黄金时代”的，确实是儒家；但儒家并不以“大同”为他们的政治理想。康有为早就揭明，“孔子言礼，不及大同，专言小康”。影片却把“礼制大同”这样根本不通的话塞在孔子嘴里。拍片子的人对孔子到底是想往前走，还是朝后退，如果朝后退，又要退到哪一步，压根儿没有一点概念。所以他们才会张冠李戴地按改革政治家的形象来塑造孔子。
      对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当然不应该按历史学科所追究的那种历史真实性尺度去加以衡量；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因此就可以完全不受历史真实的规定性制约。“人生识字糊涂始”，是说光会念书本上的字，犹难免糊涂。可这句话不好反说。不能以为不识字就不会犯糊涂，或者不识字也照样拍得好孔子！
      那么孔子究竟伟大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