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中国的人文、哲学和社会学科曾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尽管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步基本了解了外国研究的进展，与多国学术机构和专家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关系，包括不少留学生在外学习多年后回来从事研究；但是，至今我们开放的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了解也需再广泛深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学者应该对外国学者在研究汉学时所使用的“工具”给予更多的关注。我这里所说的工具，指的是他们所使用的分析论证方法、哲学等学科的基本理念以及术语的选择和确定等等。

　　同时，我也深感中国学者应该尽快地、逐步地去掉残存着的一些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的习惯性想法，例如，认为“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总不如中国人来得真切”，喜欢用自己熟悉的研究方法和形式去评判外国学者的研究等。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世界的多种视角，也需要学习已经为学术实践证明是有用的一切方法、工具和形式。当然，我相信，世界汉学家也会关注中国学者所习惯使用的工具，例如考据之学、版本目录之学、训诂文字音韵之学等。

比较研究要重视异质文化之“异”

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比较”是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说是基础性的工作；同时，对中国的国学研究和世界的汉学研究，比较也是常见的课题或方法，尽管这并不见得就是研究者的初衷，但研究的结果往往是进行或渗透着比较，含蕴在中国典籍中的基本观念，由于民族历史、地理环境、心理趋向、思维模式的特点，与外国，特别是与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我认为，在比较时似乎应该更重视二者之异，而不是二者之同。中国人喜欢“和而不同”，而“和”的前提则是存在“异”，无“异”就谈不到“和”了，寻你我之“异”是为了最后达到彼此的“和”。

　　如果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只注意了解异质文化之间的“同”，相对忽略了彼此之“异”，就会在学术上无意间掩盖了“异”，也就是掩盖了文化的多元性，而这样仍然解决不了不同文化间的“和”的问题。“同”，吾自应珍惜之，呵护之；“异”，吾尤当尊重之，参考之。于是彼我互爱互促，共进共融。反之，如果人们从中西的比较中容易看到的是二者之“异”，就难以做到如费孝通在其晚年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比较思维的这样一种方法，不但会直接影响到跨文化学术的研究、成绩的大小，甚至会影响到国际政治，不可谓不重要了，而在世界上能够起到引领感召作用的、影响到政治的，莫过于学者。

普遍性的只有文化成分或元素

世界各国民族的文化都是各自的先民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智慧，都有其特色和优点。例如中国人的一些伦理观念，就是更符合人类成长、生存、发展规律的，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也是符合科学处理人与自然、现实与未来的需求的。在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中，虽然有一些方面确实并不具有普遍性，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人类历史以及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应对，都反映了这一点；但是西方格外重视的平等、个性等理念确实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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