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中国人整体、关联、模糊的思维模式，在很多时候要比西方的二元分析、精确有效得多。但是，在科学技术领域，更多需要的是二元分析和精确。从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的分析论和积极进取精神，婆罗门教对宇宙、人生的冥思，到非洲许多部落对森林和树木的崇拜，以及萨满信仰中对人心理的引导和对自然的敬仰，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于人类、于环境有益的因素。

　　因此我要说，过去和当今的世界在各个文化中只有普遍性的成分或曰元素，而不存在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在这个方面，对自己或他人的文化既不可以为一无是处，也不可认为浑身皆宝。

汉学与国学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

世界汉学研究和中国的国学研究，用中国的俗话说，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几百年来，特别是自进入20世纪以来，真是同荣同辱、兴衰与共。现在我们一起赶上了难得的机遇，一起呈现出蓬勃之势，但是我们面前的路还并不是平坦的康庄大道。汉学，在外国还远不是显学，因而人才培养、工作职位、研究经费等的条件也并不理想；国学，在中国也还在探路和积蓄力量，并且还在受着不少束缚。二者沟通的条件距离“遥相呼应”、“通力合作”的需要也还遥远。

　　但是，我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希望。一是全中国都在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是丢失得太多了，怎样才能建设新时代的文化；二是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国家的文化建设这个巨大而艰巨的历史性任务正在破题；三是教育领域的又一轮改革即将到来，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些束缚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体制和机制将要逐步进行改革；四是世界各国对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遍布五大洲、90个国家的400多个孔子学院就是生动的证明。

　　在这四个方面中，我认为第一点和第三点更为重要。一个是客观上的时代、国家未来和人民的需求，一个是破除实际存在着的、影响国学研究的障碍。如果说前者是发展国学的必要性，那么后者就是可能性。当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具备时，所呼唤的就是学术界自身的“可行性”了，也就是我们应该尽快做好应有的准备，主观能动性的准备。

　　纵观人类的和中国的文化发展史，文化的兴盛总是伴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出现的，也总是因博大的胸怀、清醒的头脑和宏远的眼光而出现的。我认为，这三项在今日之中国都已经具备。那么，就让我们坚定地坚持既定的努力目标，用日复一日、甘于寂寞的努力，以罕见的海涵包容的心态，来迎接不久就要到来的国学和汉学研究的兴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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