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领袖的一大特点，就是“和而不同”

    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太容易了。”这里，李大钊指出了两点，一是他们“颜色相同”，一是“许多主张不同”。这集中反映在四大领袖的关系中。

    所谓“颜色相同”，即上述四面旗帜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都争取中国独立、民主、自由、平等。这一爱国主义信念，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构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他们相互间组成了一个优势互补的有机整体，谁也离不开谁。单有蔡元培不会有新文化运动；同样，单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也不会有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为陈、胡、李等提供了北大这样一个大平台，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发挥各自的聪明才干；而没有陈、胡、李对蔡的众星捧月，蔡也不可能使北大有如此辉煌的历史成就。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甘愿冒风险去保护朋友、援救朋友。他们之间的真诚友谊与他们的历史功绩一样，值得大书特书。然而他们四人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当然不同，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当然也有极大差别。而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些矛盾逐渐显露，分歧也越来越多。这便出现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出现了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然而这一论战的性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被夸大了。现在，学术界已大致取得了共识，即认为这一争论不是敌我性质的问题，而是统一战线内部的路线、道路、思想之争。

    四大领袖之所以长期不被承认，有历史方法与历史观点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五四运动的历史不够全面了解。五四运动分前期与后期两个发展阶段。前期是新文化运动，后期是五四爱国运动。前期是民主主义运动，后期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准备阶段，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也就不可能有五四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发展。在新文化运动中，主要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蔡元培、胡适甚至陈独秀、李大钊都属这一类型。但随着新文化运动转入五四爱国政治运动，随着社会主义的传播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我们今天所以在“五四”领袖问题上产生分歧或有模糊认识，主要是未能把五四运动的两个发展阶段严格区分开。以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代替整个五四运动，挤掉了新文化运动，从而只承认李大钊、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袖，而否认蔡元培、胡适也是五四运动的领袖。这种割断五四运动历史的方法，必然得出一些错误历史结论。

    一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以其晚期的历史问题否定其前期的功绩，否定胡适、陈独秀为五四运动领袖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否定胡适主要是因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了四年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做了国民党的官。其实胡适一生主要还是文人，从事文化学术工作，做国民党的官时间较短。何况他做国民党的官恰逢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做大使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拉美援、宣传中国抗日业绩，为抗日战争作出了一定贡献。这不仅不是过反而有功。陈独秀的问题比较复杂，突出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与“托派”问题。陈当然有错误，但这些问题又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左”倾机会主义搅和在了一起，他成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错误的替罪羊，成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重要打击对象。总之，对个人历史问题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与评定，对其一生的评价，前期的就是前期的，后期的就是后期的。不能采用减法，用错误去抵消功绩，或用功绩去抵消错误。陈、胡问题，用后来的历史问题去抵消其在五四运动中的伟大贡献与历史地位是不科学、不可取的。

    一是把历史问题政治化。在极左思潮与“唯阶级斗争史观”盛行的时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甚至民主主义，都成了反对与打击的对象。蔡元培、胡适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怎么会承认其为五四运动领袖呢？在极左思潮下，历史被当作阶级斗争工具，强调历史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于是，历史就只讲革命性，不要科学性；不讲学术性，只讲政治性。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功绩也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谁要是正确评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则谓其为“叛徒翻案”，必在政治上被打倒。极左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历史，搞民族虚无主义，不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犯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不能承认是五四运动的领袖，就是作为无产阶级代表、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也被扣上“民主派”的政治帽子，否认其为五四运动领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唯阶级斗争史观”，是否定或不承认蔡、陈、胡，甚至李大钊为五四运动领袖的祸根。

    (作者吕明灼为青岛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