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国外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成果均表示赞赏，就连喜欢收藏的瑞典国王，瑞典最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现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的老师)无不敬佩他。当时，罗氏基金会的负责人希望陈梦家能永久留在美国工作。然而，作为爱国诗人、爱国学者的他，顾不上在美国过现代化生活，享有有尊严的学术地位，仍回到了清华，只冀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给祖国。诚如赵萝蕤后来回忆说:“解放前夕，他曾经劝告许多欲去台湾的专家学者，他怀着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清华、燕京的解放。”

    当然，令他想不到的是，1951年开始了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清算“美帝文化的侵略”。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还须“揭发批判”别人，以彻底清洗自己的灵魂。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被隔离反省。之后，就开始了院系调整，大学重组(如从教育事业发展看，其实是一次折腾)。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了。清华大学的文科也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中国考古研究所。但1952年，陈梦家随大学院系调整后，还继续他的甲骨学与西周青铜器研究。约三十年的工作中，他为我们留下了《中国文字学》、《殷虚卜辞综述》、《尚书通论》、《西周铜器断代》等大量著述，留下了约近千万字的学术与文学作品；逝世后，尚有二百多万字未及整理。当然，我对陈梦家的真正识见，一得益于撰写《王世襄传》，一得益于能读到湖州师院两赵纪念馆所保存的资料。我多次听王世老谈起陈梦家。记得王世襄在世时，我听他谈得最多的是两个人，一是陈梦家，一是张葱玉。他对亦师亦友的两位，无限怀念。他老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梦家还在的话，那明代家俱研究的著作，就肯定轮不到我写了！”如今，我们读王世襄留下的《怀念梦家》一文，当年，两位学者因共同爱好，之间产生的情感弥久深长，历历在新。王世老说:“我们既已相识多年，现在又有了同好，故无拘无束，不讲形式，有时开玩笑，有时发生争论，争到面红耳赤。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俱。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橹班馆南口路东的家俱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那时的陈梦家，比王大三岁，均是燕京大学读书，只不过王入燕大时，梦家已是攻读古文字学的研究生了。所以，在明代家俱收藏上，陈比王更俱学识，物质上更有条件。但是，王也有其优势，那就是他靠一辆破车，不惜费工夫费大劲，逛鬼市走地摊，偌大的北京城里城外，他到处能跑，故能收到梦家坐在书房里所不得的家俱。他们俩有时为了一件家俱，可争得面红而赤；甚或相互比试，互相逗玩，煞有介事地各自表现一番。当然他们是朋友，更是明式家俱收藏上的铮友，故谁也不想夺人所好。陈梦家与王世襄这段难忘的友谊，维系了有十多年之久，直到“文革”各自遭难，但于收藏古家俱上，还是难兄难弟。一如王世襄所说:“就是1957年两人都被错划成右派了，也没有中断过来往。”可以说，陈梦家与王世襄的友情，平易率真，性情互见，从未有任何芥蒂。王老还说:“我对梦家的认识则是:一位早已成名的新诗人，一头又扎进了甲骨堆，从最现代的语言转到最古老的文字，真是够绝的。”这，就是王世襄对陈梦家敬羡不已的评说。

    1957年，陈梦家被划为右派，是史学界著名五大右派——有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但陈梦家当时年龄最小。梦家被划为右派后，他的夫人赵萝蕤，因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

    陈梦家划成右派后，对他惩罚是:降级使用。当然，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作研究，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但紧接着的是那更使人难熬的“文革”。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被“斗争”。他们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也被别人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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