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有些地方对史实把握不准确。比如，第一章讲蒲松龄在18岁中秀才后，直到71岁时，才经由特别的恩赏获得了举人的头衔（P19）。这段表述的史实有误。实际情况是，蒲松龄并没有中过举人，他18岁即取得了生员功名，但其后在科举上没有斩获，直到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才因岁贡成为贡生，但贡生并不是举人，两者不能混淆。岁贡生是按资历递升的贡生，按张仲礼先生在《中国绅士》一书中的估计，太平天国运动以前，全国每年的岁贡名额不多于1000名，因此蒲松龄因岁贡成为贡生，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贡生虽然地位高于生员，但要成为举人，则必须经过乡试，而一旦乡试中举，其势力和地位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改变。因此，很多贡生也像生员一样，汲汲于参加乡试，冀图中举。

　　第二是书中有些记述，对于清代的相关制度的理解有误。

　　例如，第三章讲寡妇李氏有两子，一子力田，一子读书，“读书的儿子通过了乡试，后又通过省一级的‘举人’考试”（P50）。这里的表述混乱且错误。按说考中举人的考试才是“乡试”，“乡试”之前的考试应是获得生员功名的县、府、学政主持的童试。清制，要取得生员功名须通过县、府、学政主持的三级童试；通过县试为俊秀，仍属于无功名的平民；通过知府主持的府试和学政主持的院试者，才能获得生员功名。生员可以参加乡试，考中者为举人。

　　再比如，第六章写黄六鸿接到任某及任父投县诬控高某杀死王氏之案后，第二天即审判高某，第三天才到高某家中勘验王氏尸体（P109-112）。我们不知道这是黄六鸿的记述有误，还是史景迁的笔误，总之这并不符合清代处理人命案的法律程序。清代刑科题本的无数案例告诉我们，知县在接到命案报告后，在程序上应是立即赶往现场勘验尸体，然后才是审问犯人，而不是相反。

　　当然，上述错误有可能是史景迁的错误，也有可能是翻译的笔误。虽然这些小错误并不影响全书的阅读，但对于一部成功之作而言，不免是白璧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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