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上给予极大的优待，但却是不能出版新书，这也是当时那种特定年代的特殊现象。陈寅恪先生晚年的心境确实一片悲凉。呕心沥血完成的《柳如是别传》却无法刊印成书。１９６５年，陈寅恪写下这样的诗句：“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担心绝学失传是他心中真正的悲哀。

    文革爆发前夜，在举国混乱、人人自危到来之时，１９６６年７月中大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再次严重冲击了陈寅恪先生，并迅速淹没和吞噬了陈寅恪先生，他在生活上所受到的种种待遇基本取消；１９６７年随着陶铸的突然“倒台”，一直受到陶铸保护的陈寅恪先生处境更为凄惨，可谓雪上加霜；１９６９年初，陈寅恪先生一家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在那里陈寅恪先生已经生活了１６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陈先生形如脱骇，不再说话，早已失明的眼角不断有泪水流出。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清晨５时许，陈寅恪先生走完自己７９年的人生旅途。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陈寅恪先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所遭受到的摧残和折磨，于今日的我们，已经无法想像。

    在陈寅恪先生去世１１天以后，远在英德干校劳动学习的蔡老师姜老师等历史系的教师们在当天的《南方日报》（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上看到陈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当时的心情很平静，因为我们都已经料到老先生熬不了多久了，环境那么糟糕，他又是一身的病，不可能撑下去的。我们甚至觉得很庆幸，他走在师母前面了，否则会更惨。”回忆４０多年前的那一刻，蔡老师黯然地说道。

    后来很久他们才知道，在陈寅恪先生离世后，同样是疾病缠身靠药物支撑的师母唐筼停止服药，４５天以后７１岁的唐筼离开人世，到九泉下追随她挚爱一生的丈夫。

    作为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度过最后岁月的见证人之一，蔡老师所著的《仰望陈寅恪》（２００４年出版）一书《金明馆里的文盲叟》一文中是这样概括陈先的最后２０年的：

    陈寅恪先生在康乐园度过的最后二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９），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体而言，这个被他本人称为“栖身岭表”的时段，并不是寒气逼人的漫漫长夜，其间也有阳光和欢乐，尽管悲怀时有流露。至于“白发书生神州泪”，毕竟是生命落幕之前的短暂场景，而且也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和同时代人相比，可以说他活得有尊严，也死得有尊严。尽管海外学者对“陈寅恪之死”议论纷纷，但亲身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暴风雨的人，却感受到在天翻地覆的１９６９年，一位学者的死讯能够见报，虽不算殊荣，也可算殊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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