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

　　记者：通常，大学学术委员会都是接到对学术违规的实名举报材料，才会受理调查。受指控者主动找上门要求接受调查、“还我清白”的案例极少。我们维护学术研究风气的制度是否应该进一步强化，比如不需要实名举报或当事人申请，还可以有学术机构发起的“公诉”机制？

　　朱学勤：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成立于2005年，我是第一个主动提出调查申请的当事人。递交申请报告、提供有关资料，实际上是替检举方完成的规范举报程序。我愿意“以身试法”，点把火烧一烧自己，期望这样的做法有利于维护在大众心目中已摇摇欲坠的学术尊严。

　　近几年，国内很多高校相继建立学术委员会，教育部还成立了高校学风建设委员会，受理直属高校的学风问题举报并组织对重大学风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处理建议，对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问题不可谓不重视。如此高规格的学术问题监督和纠错机构，在国外也并不多见。据我所知，美国高校、科研机构的学术规范监督和惩戒系统具有高度自治，通常也需要有举报，再由学术委员会匿名调查操作。严格的学术规范与惩戒系统，与教授们所能享受的社会尊重相对等，是人人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

　　记者：主动要求接受学术调查，是因为对自己的博士论文在学术规范方面十分自信吗？是否想过，调查也完全可能得出“抄袭”结论？

　　朱学勤：当然自信。我做了自检，发现Isaiah的指控并无根据。对很多只看过该文及媒体报道跟着起哄的人，我的建议是：读书吧。在学术问题上，大众传媒应该更多关注当事人和批评者双方的行为反应方式、仲裁机构运行方式等，而不是对学术问题本身充任审判官。

　　既然将问题交由学术机构调查仲裁，当然也会做好另一种心理准备。一旦出现不利于我的结论，坦然接受。用不着母校通知，自动交出当年得来不易的博士学位证书，把它留在母校校史室里，警戒后人。随后，上海大学会重新考量我的教授、博导头衔，因为它们是依据我的博士学位才获得的职业资格。国内至今很少有因为学术规范问题受惩戒而自动辞职者，自尊心会驱使我做这样的选择，我受不了同行尤其是学生印在我背脊的白眼，留在这里“混”。

“从我开始，为学术界积累一个案例”

　　记者：有人担心，在现有社会环境下，不论是母校还是工作单位，对自己的学生、有学术知名度的教师提起学术调查，能否做到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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