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开信到公开信，从汪晖到朱学勤，尽管事态发展中隐约有一丝令人不安的气息——已有评论表示担忧，希望学术打假莫成派系斗争的工具——但我们此时仍愿意相信，越来越“热闹”的讨论甚至纷争，是学术这一“经国大事”在公共性意义上得以提升的途径，而非滑向闹剧的起点。

　　问题的实质从一开始就很简单，也很明确：当事人是否抄袭？需要启动什么样的程序来查清事实？若抄袭属实，当事人该负何种责任、该被如何处理？

　　这是我们的诉求，也是本刊发表《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公开信》的初衷。我们愿提供一个平台，让问题回归它的实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乐于见到海外学者联署寄给清华大学校长的信件向公众公开。

　　以汪晖教授在国内及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在已经过去的3个多月里，我们一直期待围绕他的这起事件成为一个契机。

　　如今，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面临和汪晖相似的抄袭指控。以朱教授的学界分量，我们投以同样的期待。

　　我们的期待是：廓清学术底线，明确学术规则，完善学术机制。

　　底线，意味着治学者要有基本的尊严，也意味着学术共同体对这种尊严及相应的行为准则有基本的共识。规则，意味着学术共同体对突破底线的行为能够进行有效的辨识、调查及处理。机制，意味着学术共同体需要提供一种保障，这种调查和处理不会因时、因事或因人而异。

　　我们愿意相信这两起抄袭指控事件及公众对此的关注中，蕴涵着这样的契机。然而，我们并未天真到无视其中的纠结。

　　让问题变得复杂和模糊的，先是学术观点的分歧，并由此在学界形成不同的“山头”和派系。学术政治本难以避免，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事件，造成的一个最大恶果便是，学界割裂到了伤害以至击破基本共识的地步。这是中国学术的大悲哀。

　　在理想的视域里，这两起事件本是学界修复共识的契机。我们一方面乐见其成，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还存在他种可能性，即击破基本共识的力量有着太过强大的惯性，这种惯性将裹挟这两起事件，从而错过这个契机。

　　一旦错过，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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