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学术机构调查确实会存在某些弊端。但相比之下，它还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必须尊重。身为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此前我只参与过原则问题的讨论，没有参与过具体案例的甄别。但把问题交给了仲裁者后，我心里很轻松。我只要配合调查，静心等待结论。

　　记者：近30年来，我国学术界在论文引文、注释等规范方面经历了从模糊到严格、从粗疏到细致的过程。以今天的标准回溯当年的论文成果，或许会有“抄袭”、“剽窃”的痕迹？

　　朱学勤：形式上看，现在学术界对于引文、格式、核心期刊、知识产权等等的确比以前更重视更详细。但在学术研究的精神实质、对学术的敬畏及学风方面，我更怀念和敬重上世纪80年代，那是人们求知、求真的热情井喷式爆发。学术风气是不可能与社会风气脱节，孤立存在的。90年代之后，学术披上了华美的衣衫，没魂了，失魂落魄。

　　记者：连续出现知名学者、名人抄袭或造假事件，有人说是“学派之争”，你怎么看？

　　朱学勤：被指控“剽窃、抄袭”，当然要反驳。但要面对“原告”指出的基本事实说话，而不是离开事实，放纵文学想象。并不是“阴谋论”需要勇气，恰恰相反，朴素地接受这个世界是朴素的，好事、坏事都可能是朴素地发生的，坚持这样的思维，才需要勇气。

　　学术界经常说西方学术规范如何严格，如果遇到类似事件，真能学会按照学术规则和程序来处置，而不是一味抱怨风气、指责他人，那我们就收获了一个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健康案例。如同英美法系采用的判案体制，靠的就是一件件案例的示范累积。在端正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生活的社会尊严这件事上，靠自上而下的强制、号召、命令或自下而上的“革命”，作用都不大。

　　我刚听过一句德国谚语：“站在哪里就从哪里挖下去”，它始于德国民间对当年法西斯主义的自我反思。既然我“被”卷入了抄袭风波，我应该从自己站着的地方开始，为学术界积累一个案例。即使个人失败，这个案例不会失败。如果因此而站立，那么我个人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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