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八年》西南联大《除夕副刊》编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

联大八年，从时间范畴来说，是指当年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由“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正式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名义确定下来开始，即以1938年5月在滇开课，至1946年5月复员为止，是对上个世纪那场关乎民族生存之抗战的另一种书写。《联大八年》是联大学生刊物的结集，1946年初版，作为联大研究的一种原始材料，现在经过重新整理出版。从历史发展比较来看，联大学生那一代人思想之早熟，正如同他们过早背负起国家和民族奋斗的重担是同时发生的。联大学生的早期学术训练，从一开始就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就如这本学刊结集收录较多回忆记述性的文字来看，编辑者虽然多数是学生，但是很早就建立了整理史料和保存历史的意识，书中多数文章统一署名“资料室”，显示出集体记录历史的责任感。

学生办的校刊，作为历史材料来看，一个显著的优势是取一种平视的视角，相较更能反映出学生作为当时社会民众的特殊群体，面对历史动荡和民族大限时对很多问题的态度，比如在乱世对“国家”的看法，战时对学业的看法。当时联大一个普遍的属于学术范畴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大学教育是保持和平时期正常的状态，还是实行“战时教育”?提倡“战时教育”的理由是学以致用，在非常时期，学生应该随时准备为国效命，将书生身份转换成军人；坚持“平时教育”观点的谓之大学教育乃国之百年大计，其初衷和侧重不应该因为时局的变化而嬗变，要为未来做长久打算。这是宏观下的争论，最后也有了争论的结果。但是在学生日常的情绪和生活中，这种矛盾究竟如何影响他们，读这样的学生刊物有时才能看出真实情况。

从这本书众多位作者记述的情况来看，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联大师生在“联大八年”期间集中的两次集体消沉:一次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因为该事件发生国内两支抗日的主要军事力量之间，学生中普遍产生出对时局的惊惧，无法克服，逐渐消沉。据书中记载:“三十年春天以后，同学大都消沉下来，少数人埋头于功课，其余的闲极无聊……”民国三十年正是1941年，这个时期学生活动明显减少，人们参与活动的兴趣大大减退；有些人迫于生活压力，兼差越来越多，“来往于仰光”，沉迷于show　hand和桥牌的人彷徨在茶馆，“有许多耐不住这窒息的纷纷离开了学校”；另一次是在“一二·一”运动之后，人们尚未从惨烈的冲突和牺牲、以及过度亢奋的民主运动中走出来，学生们面对所谓这场运动的“实绩”之虚无和牺牲之重大，对当时罢课后的复课缺乏民主决议，对国是与和平之无望都引发了大面积的消沉。(参见本书《普选在联大》、《胜利以后联大的民主运动》)伴随着这样的消沉和奋起，时隔多年再来看联大时期的学生生活，特别是他们的民主活动，往往给人一种深深的矛盾。从倒孔、民国三十三、三十四年“五四”的纪念活动，最终引发了“一二·一”运动的剧烈冲突，终于带来不可挽回的牺牲。人们即以激烈的左派的方式，去争取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