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穷自己一生学识经验提出的一个科学的文化观，“文化自觉”一经提出，受到各界学人的响应。它的前瞻性，更使它在当前和未来的时日里，具备了文化引导的作用。“文化自觉”提出的背景，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前提下，世界各民族及国家之间的文化，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碰撞、交流、汇通和融合，所以，“文化自觉”是未来世界大同的前奏中的一个乐章。略去“文化自觉”的许多广博深厚的内容不说，择其要点，是对本土文化的自知，即：我们应当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它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它的优长短缺，它的发展趋势，以取得与世界文化对话的资格与资源。

　　《中国治水史诗》，以其所涉时间的悠长、空间的广大，沿治水史的线络，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无疑，它是大文化的积淀。这正是我们民族向人类文化融汇所交出的一个可经世流传的文本。从这一点看，《中国治水史诗》的创造者们，又是“文化自觉”的先行者，其成功的意义，可谓高而深远。

　　再值得一说的是这部书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它是多种社会学科的成功的文学表述。

　　治水，无疑是社会学的大选题。水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水利开发沿革，人与水形成的社会经济状况等，都是社会学家的研究专题。由于时间的延续，这些专题可扩及到历史学。

　　文学介入其他社会科学的范围，会使自身扩展视野，增深内涵。而文学的表述，又会为其他学科插上翅膀，送其飞翔。

　　确定以文学的史诗般的形式，表述治水史时，我们的编者、作家，首先凭仗的是对文学魅力的自信。因为我们有情、有形象，有对文字的表现能力。

　　“感人心者，莫先于情”。作家们会用情感激活历史和现实，从而成文成诗。何况，他们要描述的滔滔之水，是他们的祖先、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万代子孙的养育者。

　　情之已至，则“立象以尽意”。作家们舞动的是形象思维的长调，它灵动、幅散，并无比飞扬。正因此，在治水史的长河上，我们看到了人物形象，看到场景环境，乃至神来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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