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说，为了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并经得起推敲，奖项宁缺毋滥，专著和文章要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时才推荐到评奖委员会，否则就不断请专家看。即使这样，评奖过程中仍然有人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影响评奖结果。张卓元坦陈此种情况自己也遇到过，如有人说只要能评上奖可以不要奖金，甚至可以捐钱。“‘孙冶方经济学奖’是严肃的，申请评奖一分钱不收，必须要达到标准才给予评奖，送人情是绝对不行的。”

　　但与此同时，记者也听到，不止一位学者对某些学术评奖发出感慨。他们口中学术评奖的几大不端，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学术评奖走向异化，不是评奖，而是评人；不是突出学术，而是变成社交，成为一种公关行为。学术评奖沦为学术交际场，学者蜕变为“长袖善舞”的“交际花”。

　　二是学术评奖成为发家致富的好手段，评奖者拉赞助，被评者名利双收，形成一个利益链条。严肃的学术评奖沾染上铜臭气，变成逐利的商业行为。

　　三是有些评委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滥评奖，评烂奖，学术评奖成为近亲繁殖和“举奖不避亲”的学术名利场。

人为因素尤为复杂

　　评奖本身是一个客观行为，为何成为滋生学术腐败病菌和学术不端行为的一大推手？

　　有些评审专家辩解说，这与整个社会风气密切相关，且申报量过大，许多是著作，评奖标准不好操作。参评者则质疑，不能将不公正的评奖结果推诿给程序和制度。程序没错并不代表结果没错，真正好的程序不能保证结果没错，但能保证出了错及时纠正。另外，谁又来监督评审专家？

　　双方各执一词，也验证了长期担任各种哲学社会科学奖项评委、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的话，“评奖本身确实特别复杂、困难。首先，与评奖项目相比，评奖是一种对成果的评审，既有相对好操作的一面，也更有其不好操作的一面。好操作是因为它不是对一种预期的不存在的东西进行评审，而是对已形成的东西进行评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有确定的对象。其次，正因为它是业已形成了的东西，工作量大就给评审人带来了很多困难。”

　　当记者电话连线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薛凤旋时，他表示，“香港学者很少参加内地奖项评审，因为在人际关系方面比较吃亏，内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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