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额妆和黛玉之死争议较大

记者：新版《红楼梦》与1987版的相比，有哪些优缺点？

张庆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我没有全看完，但看过的部分，总体上觉得还行。李少红首次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改编出来，展现在广大观众面前，这是不容易的。新版《红楼梦》忠实于原著，这同1987版的《红楼梦》是一致的。影视剧改编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忠实于原著，要忠实于原著的基本情节、人物基本命运和性格特征。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前八十回是依据曹雪芹的原著，八十回后采用红学家的“探佚”研究成果，是一种选择，有的写得很精彩。新版《红楼梦》用一百二十回本，也是一种选择。虽然现在的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原著，但它毕竟和前八十回一起流传了200多年，在广大的读者中有很大的影响，也为人们所熟悉。当然，后四十回中确实有许多情节不符合曹雪芹创作的原意，因此在改编上要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新版的刘姥姥演得比较好。导演没有把她处理成简单的滑稽角色，而是演成了一个悲剧角色，体现了她在滑稽中的一点悲情，显得更加深刻。毕竟刘姥姥是见过世面的人，她不知道别人在开她玩笑吗？她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她其实就是为了“打秋风”，成心出洋相，这是很悲凉的。

记者：新版中，最不为学界认同的是什么？

张庆善：据我所知，许多红学家们最不赞同的是黛玉临死的情景处理。导演想表现黛玉的冰清玉洁，“质本洁来还洁去”。看得出来导演的审美追求和大胆设计，有想法。但在我看来错就错在这个大胆表现的对象是林黛玉。林黛玉不是个简单的角色，她是中国广大读者观众心中的“仙女”，是“爱”的符号，是眼泪，是悲情，人们不允许对她有半点亵渎。改编《红楼梦》真是要小心。
我觉得新版《红楼梦》里人物的额妆不好看，显得不生活化，更像是舞台妆。演京剧、话剧可以这样夸张，但电视剧不行。此外，本来演员很漂亮，但这样化妆后显得年龄变大了。第三，演员都化这个妆，成了一个模子，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电视剧也可反向促进红学研究

记者：您怎么看影视这种艺术形式对《红楼梦》的改编？

张庆善：有人说红学家干预了电视剧的创作，但事实上不是。参与的红学家只是顾问或文学统筹，电视剧还是导演的艺术。其实，学者谈谈对作品的理解，对导演和演员理解《红楼梦》是有帮助的，对更好地把握情节、理解人物有好处。
电视剧改编其实也是一种解读，围绕电视剧进行的讨论也是《红楼梦》研究的一部分。通过改编成电视剧，《红楼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普及，许多年轻人从此爱上了它，甚至走上了《红楼梦》研究的道路。再说，就算是争论，也是在推动《红楼梦》研究的发展。比如1987版“秦可卿之死”情节的处理，曹雪芹本来已经将秦可卿与贾珍乱伦的情节删掉了，但电视剧版还是把它加上了，当时就有不同的意见，有过讨论。1987版电视剧还依据红学“探佚”的研究成果，新编了最后6集故事，而不是通行的后四十回本子，当时也有过讨论。通过这些争论，使人们对古典经典文学改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促进了《红楼梦》的研究。

《红楼梦》是中国人的“圣经”

记者：您如何看待网上热烈的讨论？

张庆善：《红楼梦》在中国人心目中简直就是“圣经”，地位不可动摇，人们已经把小说上升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所以围绕其改编的争议不断很正常，恰好反映了观众对《红楼梦》爱之愈深、评之愈切的心情。

从来没有一部小说可以像《红楼梦》一样，引起全社会广泛的关注。《红楼梦》完全是靠着自身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吸引大众的，可以说能够读它的人都可以自命红学家。《红楼梦》似乎不是一部以情节见长的作品，它不像《三国演义》有那么多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不像《西游记》有九九八十一难那么曲折的故事，《红楼梦》是一部写家庭的小说，是写人生的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里程碑。书中几十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只要读过都不会忘记，甚至是那些只有寥寥几笔的人物如傻大姐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红楼梦》在艺术上的成就确是不可思议。

《红楼梦》吸引人，还因为它是“谜”最多的一部书。过去中国很多小说是在民间长期流传，最后在文人手中整理出来，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但《红楼梦》不是，它和作者生平家世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康熙六次南巡，就有四次住在曹家，这个情节最后就化为了“元妃省亲”的故事。书中许多故事与作者经历之间的“谜”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

本报记者 李洋 实习生 张浩

本报记者 孙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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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家恭王府“故地重游”

本报讯（记者李洋 实习生张浩）8月3日至5日，纪念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30周年暨《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昨晚，百余名与会代表在会议间隙游览了恭王府。

恭王府和《红楼梦》的渊源颇深，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就专门写过《芳园筑向帝城西——恭王府与〈红楼梦〉》的著作，论证了两者的关系。书中指出，恭王府内多处景致与大观园相似，恭王府在成为和珅住所之前或许是个废花园，曹雪芹或许参考了这座花园的布局来写大观园。

由于恭王府平日只有白天才开放，所以许多代表都是首次夜游恭王府。虽说是首次夜游，可由于大家对《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描述都了如指掌，所以游览起来，竟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后花园形似蝙蝠的“蝠池”旁，众多代表聚集在一起说笑着，拍照留念。“夜晚的灯光映在池水中，很漂亮。”一位代表说。

参观者中，还有些代表对恭王府有着特殊的情感。“以前‘开夜车’的时候，夜游过这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王湜华和吕启祥互相打趣。原来，红研所曾经在恭王府后花园的蝠厅办公，十几年前才搬走。他们曾在这里工作了近20年。“当时这里还有搭的棚子，很破旧，没想到现在修复得这么好。” 王湜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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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会30年历程 

1980年7月，新中国 “破天荒”地首次举办了全国《红楼梦》的学术会议，会议地点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正是在这次学术会议上，宣布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

现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的张庆善介绍，红学在我国现当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特殊地位，近现代几乎所有的学术大家都曾介入其中。“现在回顾看，学会成立参与其中的也都是一批大师级学者，比如第一届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是茅盾、王昆仑先生，第一任会长是吴组缃先生。”他指出，中国红楼梦学会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诞生并不断发展起来的，它标志着我国学术研究开始走向拨乱反正健康发展的道路。至今，中国红楼梦学会已走过了30年历程。

《红楼梦》研究在新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高潮。一次是1954年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一次是1963年在故宫文华殿举办的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展览活动，在那前后曾就曹雪芹的生卒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结束了“文革”的浩劫之后，中国掀起了新的红学热潮，红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在作者家世、版本脂批、思想艺术等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97年，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这是继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那次重大的红学活动之后，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盛事，当时会议的主题为“《红楼梦》研究的反思与新世纪红学的展望”。张庆善说，进入新世纪是红学二百年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代，因为学术研究呈现多元化的倾向，突破了以往索隐、考证两大学派的框架，更深入地挖掘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文化内涵，对小说本身的研究给予了更多关注。“《红楼梦》是小说，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对我们的最大价值是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功能和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所以《红楼梦》研究主要不在于发现了曹雪芹的什么文物，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事情，《红楼梦》研究重在对小说的文本解读，在于文献、文论、文化的结合，这才是根本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