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出版，意义不限于书本身，还在于其暗隐的问题所带来的思考空间的无限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读解“民国学术丛刊（第一辑）”，就会发掘它两重极为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意义面向。

　　学术范式的转换往往倚重于具体研究范例。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必须落实到具体学人的具体著述中去，否则势必陷于空论。因此回到“原典”就成为梳理学术史的首要工作。丛刊追求的是与“传统”对话，寄托着中国当代学人在世界学术场域中度量自我的责任意识。于是，“原典”就会因此而挣脱锈迹斑斑的历史链条，重新散发出迷人的当下魅力。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历史策略，丛刊第一辑对于“原典”的选择与呈现具有自觉的跨学科、跨文化意识。也可以说，跨学科与跨文化是该书系的特色。

　　从具体的学科史研究层面进入学术史研究，是主编叶隽先生的“别出新意”。因为“只有在立定自身专业背景的情况下，才可能略涉‘打通’与‘融会’”，其意义在于“提供‘考镜源流’的‘另一只眼’”。学科史与学术史研究的互渗不仅仅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它更是一个严谨谦逊的学术姿态。就学科而言，丛刊第一辑包含了文学（金东雷的《英国文学史纲》、朱维之的《基督教与文学》）、历史（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黄现璠的《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政治（顾维钧的《外国侨民在中国的地位》、威廉·邓宁的《政治学说史》）、法学（克拉勃的《近代国家观念》）和艺术（青主的《乐话·音乐通论》、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唐宋绘画史》、萧友梅、王光祈的《中国古代乐器考·论中国古典歌剧》）等，每本书的前面都附有专家导读。有着不同的学科、专业背景且有心于学术史梳理的读者，都将在该丛刊中找到适切的知识门径。

　　“本土”即“全球”，在全球化进程开启的那一刻，对于任何问题的思考都无法在本质化的本土框架中进行。学术史研究同样需要一个跨文化视角和全球视野。该丛刊非常清晰地凸显了这一思维面向。除了“译著编”，其他各编中的著述，或者是中国学者对国外文学的研究，或者是留学东西洋，采用新的眼光重新打量中国的传统社会、艺术，或者是身处海外、思接故国之作，还有的研究选题本身就是跨文化的。这些自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术的“现代性”线索也正是在这种跨语际、跨文化的中西对话中得以呈现。学术作为时代的隐喻，其基本路径在于从专业（知识）进入公共（空间）。学术史研究作为一个领域，有其独特的问题与观念，但同样要以专业的方式参与时代的命题。诚如主编叶隽先生所言：“民国一代学术，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纯正源头。……通过民国学术的重要成就的梳理和重版，我们希望能再现那代学人的‘岁月峥嵘’。”所以，再现“原典”的目的并非要将其“经典化”，而是“指向‘重温历史’”、“确立‘坐标’”、“走向‘明天’”。丛刊的出版将会爆破“原典”的意义框架，编者的当下关怀也在传统中得以抒发。丛刊“跨文化”的特质不仅为当下的学术研究贡献了丰厚的理智资源，更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启示——中国现代学术的生态巨变何以发生。

　　学术“原典”的意义应体现在学人的代际之间。丛刊把时间限定于狭义的“民国”，即1912年到1949年间。在这个孕育了无数可能，令人心驰神往的学术空间中，经由“两代学人”的“精彩共舞”，不仅为后世确立了一种典范，一个尺度，更传下了可资借鉴的学统。后辈学人既无法拒绝这一学统，也不能轻易将其据为己有，而是需要去悉心感知。中国学术又到了一个新世纪的转捩点上，它将在世界学术场域中争得何种位置，这是困扰着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学人的问题。丛刊把时间回溯至现代中国学术发生的“原点”，再现那些求新求变的“原典”，其背后的关注则在于重整20世纪上叶的学术谱系，追踪中国现代性的生成理路。重读前辈学人的“原典”，探寻其中隐而不彰的思想脉络，“共舞”于当下的几代学人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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