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中国文艺史诗化进程已经初见端倪，我们已经可以多少闻到一些“大作品”的气息了。

一日，某位素来忙着赚钱对文学艺术从不感兴趣的商界朋友告诉我，他最近非常喜欢看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而且还专门买来历史小说《张居正》拜读。这事让我颇感新奇。几天前，从一本杂志中又看到实力派演员孙淳谈他饰演《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心得。孙淳说，他原来对历史剧没有兴趣，但自从参演了《走向共和》之后，却几乎对历史着了迷。宁夏自治区的区党委书记看罢报告文学《部长与国家》后，建议全区党政干部都来读，而且写出读后感。内地热播的电视剧《三国》在片头上专门打出了“大型史诗巨制”的字样……

从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七七八八的事例中，我隐约地感到：在被种种庸俗、低俗、媚俗丑闻弄得乌七八糟，以至被公众视为混沌一片的文学艺术界，正在生长出一种严肃而健康的力量。联想到近一两年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电视剧，如描述第四野战军入关作战直到解放海南岛的《枪杆子1949》，如描述华工在北美生存史实的《金山》，如根据后代的艰难探寻并终于还原父辈悲壮历程的电视剧《十三省》（又名《闪亮的军刀》），等等，我的脑海突然像被闪电划开一般，蓦然跳出了一句话：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了自己的史诗化进程！

在世界文化史上，文学艺术的史诗化进程最具典型性的是18、19世纪的法国与俄国。人们通常所说法兰西与俄罗斯的文学曾经构筑成世界近现代的两座高峰，其核心内容就是在这两个国度中有一批文学巨匠用他们的如椽之笔完成了各自民族的文学史诗化进程，从而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文学瑰宝。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到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从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是这一史诗化进程中的杰作与丰碑。与文学的史诗化进程同步、衍生和辐射的当然还有各种艺术门类，如戏剧、美术、音乐等等，并且在这些领域也同样涌现出一些领军式的巨匠。

那么，纵观当今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现状与态势，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也同样到了开启文学艺术史诗化大门的阶段了呢？

几年前，我曾经与梁晓声、刘心武各自在不同场合探讨过一个问题，即中国众多作家为什么对重大的历史或现实题材不感兴趣？梁的回答是“浮躁、急功近利，因为写这种东西要沉下心”。刘的回应是“网络时代，读者阅读习惯变了，没工夫看大部头”。其实，我知道在他们所说的这些尚可成立的原因背后，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选择这种题材的条框禁忌甚多。但是，我依然固持自己的想法，即处于社会大转型的中国终将迎来一个出大作品、出史诗般大作品的历史时期。

现在看来，这个时期已经初见端倪，我们已经可以多少闻到一些“大作品”的气息了。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们不过分苛求就会看到，中国文坛出现史诗化作品的时机正在成熟，它们的问世也正在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把贾樟柯的这些话视为中国的文艺家在史诗化进程中思想深化的新注释和新证明。

那么，中国的文学艺术为什么会在今天有可能步入这种史诗化进程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笔者以为，首先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逼迫”着人们进行前所未有的思考。中国社会在今天所经历、所发生的一切，它的一切成就一切矛盾一切欢乐和痛苦，以及一切匪夷所思的人与事，如果将其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其突兀、猛烈和对人的心灵的震撼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一点不仅作为中国公众最敏锐的神经——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着深切感受，就连那些“局外人”——外国的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学者与艺术家们也概莫能外。事实上，他们经常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中国历史性大变迁的惊讶与迷惑。电影《2012》里掺入中国元素、《阿凡达》中的无根山设计从张家界获得灵感等等，仅仅是一些小小的例证。还记得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国外体育专家的评价吗——“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林匹克运动对世界政治体系发展的最重要的贡献！”中国举办一届奥运会尚且有如此的影响，她在其他领域的崛起与巨变所造成的震撼还需赘言吗？

在剧烈变化的同时，中国社会变化的深刻程度，也决定着中国文学艺术家们思考的深化与深度。这种深刻的表现之一是今天中国人在价值观的确立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与多向性。不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依然存在，而且传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相互冲突与依存也变得十分突出与醒目。改革开放初期的利益一致性已经随着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而走向了利益多元化，并形成了多层次的利益关系的碰撞。

对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的思索和对个人命运愿景的思考与困惑纠结在一起的状况，使得所有人的生活轨迹，无论是快乐和痛苦，无论是奋争与沉沦都必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也由此使得文艺家的观察变得敏锐，使得他们的思维变得多元、复杂与深刻。而这种思维角度与深度上的变化就意味着艺术作品在内涵上的丰满与在思想性上的巨大提升。

在不久前举行的戛纳电影节上，贾樟柯导演的《海上传奇》受到好评。他自己解释说：“我拍电影12年来，一直都在拍中国的当代社会，但我越拍越觉得中国现实的问题都跟历史有密切的关联，也越来越觉得电影是能够把埋藏在内心的复杂感情讲述出来的方法，也是人类聆听彼此最好的工具。”我们可以把贾樟柯的这些话视为中国的文艺家在史诗化进程中思想深化的新注释和新证明。而他所说的“人类聆听彼此”，则恰恰揭示出中国文学艺术所以能够开启史诗化进程的另一个原因。

中国的文艺家在与世界文明的“无障碍”的接触与交流中，视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文艺家第一次有机会把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发展，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衡量、判断、估价和借鉴。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文艺家在与世界文明“无障碍”的接触与交流中，视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假如长篇小说《金山》的作者张翎没有在北美生活的经历，我们就很难想象她会写出这样一部时空跨度如此之大的恢宏作品来。这还仅仅是从狭义的角度，即通常所说的“生活体验”的角度来看。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家在开放条件下拓宽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视野，而且是拓展了一种胸襟，一种理解，并打破和摒弃了某种在描写叙述各种人与事（包括事件）的既定的简单模式。同时，也极大地增加和增强了中国文艺家对人的多元化与人性的复杂性的理解。

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问世后，之所以不仅为内地观众所喜受，而且能够在海内外的华人圈中引起巨大反响，就是因为无论是其剧本还是其表演，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以往的脸谱化和模式化，在于它对历史进程复杂性的再现和对人的多元性的忠实还原。我所认识的一位早年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儿子，在看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后，竟会激动地大呼：“这才是我老爸的形像！”而海峡对岸的老黄埔后代也同样对该剧不隐恶不溢美的人物表现感叹不已。笔者以为，这就是胸襟拓展的力量、就是视野开阔的力量！这让我们想到了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对俄罗斯的敌人——拿破仑的描述。

正是在与世界文明成果的不断比较中，对本民族文化与文明价值的判断、定位与理解也才会变得更加清晰与准确。

当历史以多棱镜的色彩投射到中国的文艺作品时，中国的文学艺术开始自己的史诗化进程也就势所必然了。

势所必然的“势”是指的大趋势，但正如常言所云，事在人为。其实，“势”也在人为。中国的文学艺术的史诗化，如果没有一批在这方面孜孜以求的奋斗者，也只能是零打碎敲成不了一种趋势。这，就是笔者所要阐明的史诗化进程形成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这3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多年中，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出现了一批献身创作史诗型作品的文学艺术家。几乎不用搜索，我的脑海中就会闪现一大连串印象深刻的作家编剧和导演的名字，如：二月河、王朝柱、黄济人、熊召政、唐浩明、张正隆、江奇涛、何建明、张翎、朱苏进、刘恒、尹力、张黎、冯小刚、高希希、胡玫、金韬、康红雷、姜伟……无论他们的著作和作品是否成熟，也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迈入中国文艺的史诗化进程，更无论他们在创作实践中是否遇过挫折走过弯路甚至出现过犹豫与困惑，有的甚至放弃了此种尝试，但他们在这个史诗化进程中的努力和探索依然极为珍贵。

这些文艺家的作品各异、风格各异，他们个人的经历也极为不同，但从他们的作品里可以看到有几点是相同的、相通的：一个是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一个是他们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和复合型的艺术修养；一个是他们不倦地吸纳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优秀成分的学习精神；一个是他们尊重前人但又不囿于陈规的旺盛的创造精神；最后一个就是他们都具有对历史发展脉络的辩证思维，并敢于也善于把这种思维加以多元化、人性化的表述和表现。显而易见，文学艺术的史诗化进程，对文学艺术家个人来说，就是一个从作家到学者的过程、从广义的操笔者到广义的思想家的过程。

当然，中国文学艺术的史诗化进程在今天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它虽然孕育于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迁的恢弘时代，但由于种种原因则脱胎于一度十分兴盛的叛逆式的史学“戏说”，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颇为时尚的商业化的“品味历史”的气息，加上史诗作品对艺术家素质要求的严苛，以及从文艺家到学者要经过一个长期的磨砺与严格历练的过程，因此，确切地说，大幕开启后的高潮尚未到来。毫无疑问，中国文学艺术史诗化进程的推进，仍需继续解放思想，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否则，即便是钦定的所谓培养大师的设想和规划再多再好，也无异于拔苗助长式的诱惑和南辕北辙的偏离。

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从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后工业化及信息化时代的巨大转变。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正经历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剧变。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切又将走向何方？中国人在无限兴奋和喜悦中感谢着历史的馈赠，也在无数痛苦和断裂中思考着历史的代价。可以相信，当我们把每个中国人的命运裂变融汇成一部东方古国的现代交响曲时，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就会以史诗般的力度步入人类艺术的经典殿堂！ ■秦晓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