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广东亦是佛教入华之重要孔道，有“滨海法窟”之称。循着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岭南僧侣利用地理优势书写了中外交流的佳话。

　　西来传法梵僧之着陆点

　　早期，在我国岭南传播佛法的以西来梵僧为主体，史料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由海路来粤梵僧是支疆梁接。支疆梁接于孙吴五凤二年（公元255年）抵达广州，并译出《法华三昧经》6卷。此后自此道而来的天竺（古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僧尼络绎不绝。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天竺僧人迦摩罗随商舶抵广州后建三皈、仁王二寺。梁代，泛舟到广东的梵僧日益增多，且多为开宗立派之高僧大德。梁武帝中大同元年（公元535年），佛教史上四大译家之一的真谛，由扶南（中南半岛古国）来到广州，在华23年，寓居广州光孝寺达12年，译经50部，其中所译的法相、唯识之学，至隋唐发展成为重要的宗派。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在广州华林寺登陆。禅法由广东北传，在嵩山少林寺立足，最后发展成中国人自己的佛教宗派——禅宗。

　　据有关史料，自三国至唐，循海道往来于中印之间的中外有名的高僧有33名。他们通过译经和讲习，把许多重要的佛教经论介绍到中国，带来了佛教的新观念，并培养了一大批佛学人才，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贡献巨大。

　　中土求法高僧之出入港

　　在梵僧西来的同时，赴印取经的中国僧人，或者从全国各地奔赴岭南，等候信风启航西行，或者从南海泛舶归来，在广东登岸回国。唐著名求法僧人义净，在西行启程和求法归国时就曾三度驻锡广州光孝寺，并邀请广东清远峡山寺僧人贞固、怀业、道宏、法朗等，到佛逝国（7至13世纪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古国）抄写译经。义净一行历时25年，经30余国，取回经书近400部。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时在岭南居住近两年，促进律宗在岭南的传播。唐代广州僧人无言通禅师在越南弘法，创无言通禅派等。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在初唐前往印度求法的56人中，有34人是从海路（大多在岭南）走的。中国求法僧人前赴后继，从印度取回了卷帙浩繁的梵本佛典，同时求法僧又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使佛教文化由单向传播变为双向的交流、互动。

　　禅宗南传顿教之策源地

　　隋朝，禅宗三祖僧璨隐居广东罗浮山两年。继初祖达摩之后，僧璨再次将禅宗法门带入岭南。直至唐代，广东新兴人六祖慧能，创立禅南宗，这一宗派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之一。广东佛教对外交流也由过去的迎进来，演变成走出去，广东籍希迁、慧寂等法师在江西、湖南等地弘法，对一花五叶的禅宗（禅宗分五大分支）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禅宗不仅在中国佛教界颇具影响力，且逐步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成为一个国际性佛教宗派。

　　海路密宗入华之初传地

　　唐代“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3位印度僧人，从陆、海两路始传密宗。其中，金刚智、不空由海路而来，首先在广州登陆，并在广州传教。汉地密教之实际创立者和密典传译的集大成者不空与广州光孝寺之关系尤为密切。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不空在广州候船之际，在光孝寺开坛灌顶，此为不空首次弘传密宗之活动，可见广州是海路密宗入华之初传地。如今光孝寺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幢、潮州开元寺的尊胜经幢是密宗在岭南活动的历史见证。

　　当代佛教对外交流之窗口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佛教界的对外交往活动日益频繁。1997年广州光孝寺、无着庵受中国佛协委托，为尼泊尔、缅甸、越南、英、美等国的沙弥尼传授二部僧戒，这是中国佛教界首次为外国沙弥授戒。2005年，中日佛教界祈祷世界和平法会在光孝寺举行，共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同时，广东佛教界应邀组团出访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泊尔、韩国、日本等国和我国港、澳、台地区，为弘扬佛法、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传教与求法，是推动佛教在华传播的两种形式。广东作为佛教传教和求法的始港，僧侣与各国佛教之交流，推动了佛法的弘扬，促进了各国文化的交汇。

                                      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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