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再聚” ，“地方人十分要打荡得乾净”，而且，“近年兵马出境烧荒，俱至二百里外，顺风举火，草莽烧焚尽绝”，“边界封界之外，军民不得擅出耕牧”。这种民族隔离政策实际使得当时蒙古族人民与中原经济联系的切断，导致他们失掉了许多生活用品的生产手段和来源；又因为政治上与明朝处于对立地位，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地发展，最终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南下抢掠。于是酿成了明朝与蒙古部落两百多年的激烈冲突，最终是两败俱伤的结果。

对于女真族而言，明朝建国之初，就公然放弃元朝在大同江以北的领土，给这一地区女真部族居民造成极大的损害。由于丧失了国家政权的保护，李氏朝鲜开始了他们所谓的“拓土”大业，在《李朝实录》里，屠杀驱赶当地女真部族可谓是史不绝书。建州女真的祖先就是被迫从朝鲜半岛迁移到东北的一群难民部落。

对于南方苗瑶壮侗各族而言，在明朝的建立之初就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洪武十六年怀远将军、安陆卫指挥使吴复在广西“克墨定苗，至吉剌堡，筑安庄、新城，平七百房诸寨，斩获万计”，征南将军韩观则在洪武二十八年“移兵征南丹、奉议及都康、向武、富劳、上

林、思恩、都亮诸蛮，先后斩获万余级”。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邱北县志》第二册）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折子，左一个“斩首一万”，右一个“斩首3000”。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历代统治者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并发布赏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在残酷杀戮的同时，明朝的边将们更是竭尽变态杀人狂之能事，故意使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来杀死少数民族俘虏，如《明史·韩雍传》就记载了“支解刳肠胃，分挂林箐中，累累相属”这样的暴行，而《彭伦传》则记载了“缚俘囚，置高竿，集健卒乱射杀之，复割裂肢体，烹啖诸壮士。罪轻者截耳鼻使去”这样极端残忍的手段。可见这些明朝暴虐专制体制下的军人在夷夏思想的驱动下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

综上所述，元明易代，作为一场历史大倒退的悲剧，实在值得后人深深反思和汲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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