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的制度创立者》一文中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朱元璋的全面反动和全面闭关锁国,中国就可能继承并发展唐宋元三朝世界领先的海外贸易,从而在15世纪开始的世界全球化运动中占据领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元璋及其开创的制度是中国历史的大悲剧和大倒退。”不能不说，侯教授的这一批判性结论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基本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

首先我们要看到，元亡明兴以后，对外交流情形发生了急剧改变。朱明王朝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大门轰然关闭，元代一度传播开来的天主教被严令禁止，西方传教士慑于明代中国恐怖政策纷纷离去，从此两百年间中国与欧洲基本无任何交流活动可言，直到万历时代政策稍有松动，才有传教士利玛窦来华。然而利玛窦的中国旅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受尽了艰辛、困苦甚至危险、敌视，跟鲁布鲁乞、 鄂多立克的境遇可谓是天壤之别。在广东肇庆，谣言和石头砸得利玛窦等人发晕，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载里，他们被当时愚昧的明人描绘成“来自狼徐鬼国专门吃小孩的，长身高鼻、猫睛鹰嘴的恶魔”，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还被视为佛朗机奸细，因为“他们将给帝国造成无法估量的危险，一方面刺探中

国情报，另一方面教唆中国安份守已的百姓想入非非”。利玛窦对此感慨万千：“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而与之随行范礼安神父则在临终时发出了愤怒的指控：“我们经常不断地受到中国人民的仇恨和恶棍们的诬蔑，恶棍们特别善于玩弄阴谋和非常恶毒地捏造令人相信的谎话。更加困难和冒险的是，我们时时刻刻在一切方面都要取决于官吏们的专断，他们又经常更换，每次都从另一个省调来，开始执政时非常严酷，一阵心血来潮，就可以把我们驱逐回国。”

其次，我们必须看到，朱明王朝的海洋政策与元朝相比毫无任何进步可言，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禁海迁界野蛮政策，在中国历史中前无古人。洪武二十年（1387年）七月，老朱下令“徙福建海洋孤山断屿之民，居沿海新城”，后又下令“各省孤屿，人民既不得他用，又被他作歹，可尽行调过连山附城居住，给官田与拼、宅舍与居。夕于是，福建、广东暨澎湖三十六屿尽行调过，以三日为期，限民徙内，后者死。”大规模迁徙岛屿居民的行为从福建沿海扩展到两广、江浙和山东。此项政策令沿海岛民祖孙数辈开垦

的土地荒芜，多年积累起来的家业毁于一旦，就连迁徙的过程也十分野蛮残酷。汤和在迁徙浙江沿海岛屿居民时，严酷约定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致使宁波、台州、温州沿海岛屿居民忍痛抛弃多年积攒下的产业，以免被编为军户到偏僻荒凉之地戍边。东海近岸岛屿带的社会经济由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逃海为生和私自出海贸易的商民变为“海岛流人”，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建立移民社区，但和本土的联系被人为地切断了。而永乐时代的下西洋政策，则貌似进步实则完全是一种假大空的政绩工程。庄国土在《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兼论朝贡制度的虚假性》一文里曾深刻指出：郑和下西洋的动机，既是为了营造“万国来朝、四夷咸服”“天朝”的气势，也是中央集权政府打击东南沿海民间贸易和海上流民的措施。其结果是“倾国力”进行的“下西洋”活动因国库告罄而无力继续，“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随之烟消云散，宋元时期国人方兴未艾的海外拓殖也为之中断。明朝政府也因此背向海洋，继续维持海禁政策。明朝中央政府对东南沿海人民的海外拓殖事业的敌视，是明清时期国人海外贸易与移民扩张的最主要障碍，它使中国多次丧失向海洋发展的机会。

另外，从财政管理方面来看，明与元相比也是走向极大倒退，《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就针对明朝财政管理不善批判说：“明代的财政管理方法比以前诸如唐代和宋代所使用的方法倒退了一大步。中央政府缺乏管理能力，这也使它的财政制度不如元代的制度。”最明显的一个实例就是，明朝所发行的大明宝钞居然连准备金都没有。这跟元朝时期完善的钞法相比简直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从国内民族关系角度来看，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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