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策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常人为生活所迫，为压力所屈，为外界所扰，为内心所苦，除非是归隐山林，在不甘心抑或不情愿的无奈下，也都会多多少少沾染上一点小人习气。

　　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小人催生了性恶论，还是性恶论培育了小人？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暂且不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性恶论和小人得志是互相促成的。


　　在管理学中，我们起码应当认识到:没有必要的信任和道德自律，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契约关系。正如《联邦党人文集》第55篇所言:过分热衷于这种思想的自由的真诚朋友（即相信人性皆恶引者注），并不知道他们给自己的事业造成的损害。因为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所以人类本性中还有其他品质，证明某种尊重和信任是正确的。共和政体要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加以这些品质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当中某些人的政治妒忌所描述的图景与人类特性一模一样，推论就是，人们没有充分的德行可以实行自治，只有专制政治的锁链才能阻止他们互相残杀。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张灏，曾经引用莱努·尼布尔（Reinho

ldNiebuhr）的话，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一句: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须。

　　那些想当然地认为西方的法治以性恶论为基础的朋友，不妨认真读读《联邦党人文集》。你会发现，对小人作恶的防范，恰恰建立在信任、忠诚、德行和荣誉的基础上。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美国的制度好就好在假定官员是恶人。这真是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误解。如果真正了解美国，不难发现，美国人对普通百姓，甚至包括陌生的外来人，并不是十分警惕的，而是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信任。而仅仅在对待官员及其他一切执掌公共权力（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舆论权力）的人，才有一种发自天然的不信任。他们相信人可以为善，甚至本性就是善的；真正为恶的是权力，而不是作为官员的人。所以，他们的制度是治官不治民；而专制王朝的制度，则是治民不治官治小官不治大官治大官不治皇帝的逻辑延伸。弄清这一点，才能把握性恶论与小人得志的关系。

　　管理者需要时刻牢记，如果坚持性恶论，那么狡诈可以被解释为智慧，背信弃义可以被等同为识时，狼狈为奸可以被看做双赢，掩耳盗铃可以被视为素质。那些

从古代智慧中寻找这种治人秘籍的所谓学者，恐怕需要猛醒；那些在现实经营中以不信任作为管理前提的实干家，恐怕也得反思。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ISchiller）曾在《心智管理者》（TheMindManagers）一书中说:人性被看成是什么样的，最终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因为人类不得不那样行事，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被期望着那样行事。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性恶论假设绝不能与经济人假设画等号。诚然，经济人强调利己，但利己不等于性恶，这需要另文阐释。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把他人全都当作坏蛋来提防，最后只会导致社会交往的成本越来越高。到小卖部去买包烟，你只能假定对方不骗你，否则，你要不就压根儿别买烟，要不就得用录像机把整个交易过程录下来。但这样做划算吗？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如果你的录像没人相信，或者看了你的录像的人颠倒黑白，硬说你是用软件编辑后在讹诈，你还得给录像做公证。几个回合下来，首先发疯的肯定是你。如果你去医院看病，心里却想着医生肯定坑你，那你就得处处小心、步步防范；同样，医生看见病人，就假定他是来搞讹诈的，那就得事事提防，问话都得小心翼翼。最

后的结果，是把能治之病搞成不治之症。有些所谓维权，最终吃亏的恰恰是在不信任的气氛中耽误了治疗的病人。由此，我们需要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制度是用来约束权力的，还是用来约束人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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