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共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70页。

　　以上事实说明两点:第一，蒋经国、俞鸿钧将央行黄金、银元与外汇运至台湾与厦门是在蒋介石下野之后，下野之后的蒋介石就是一介平民，以一介平民指挥蒋、俞搬运央行黄金亦属非法，故称蒋经国盗运黄金。蒋介石说此举是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实则是拆李宗仁的台，为其日后再度复职准备物质基础。第二，在盗运黄金、银元过程中，当时的财政主管当局与时任代总统的李宗仁是反对的。关于此点可从蒋经国后来的回忆中得到进一步说明:

　　012“关于李宗仁来信所提到的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我应该附带来这里说一说: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

样稳定的局面。”“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来，交给国库保存。这一箱珠宝，多半是在抗战时期一班汉奸非法搜刮的财物，胜利后被依法没收，交付中央信托局代为保管的。因为我曾担任过管制上海经济的工作，知道这箱珠宝存放的地点；所以，父亲就命令我去负责执行这一项任务。当我到达上海以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后来竟吩咐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无法取出。我因向父亲建议:‘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结果还是没有法子把这批珠宝搬出来。”蒋经国:《我的父亲》，引自李敖:《我来剥蒋介石的皮》第179—180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9月版。

　　013关于此点还可以从李宗仁回忆录中得到说明:

　　“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

，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责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币价贬值，一日千里。”《李宗仁回忆录》第95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应当承认，在盗运黄金与银元至台过程中，俞鸿钧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央日报》1960年6月2日刊发王康的《平凡中的伟大》一文中，称俞氏“不声不响，与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副总统’函电密商，决定将黄金全部运台，在某一个深夜，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央行附近的码头边”，将“一箱一箱的黄金，悄悄运上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该军舰已驶出吴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驶向基隆。两天以后，陈主席打电报给俞氏，全部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坐在外滩央行总裁办公室里的俞氏，这时才感觉到肩膀上的万钧重担豁然减轻”。

　　接管黄金、银元的严家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来台湾的数年间，我们在财政上并没有遭遇到多大困难的原因，都是俞先

生对国家的贡献”1960年6月2日台湾《自立晚报》。。正因为俞鸿钧对国民党退台后能够得以继续统治有功，故被蒋介石任命为“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台湾交通、农民银行与台湾银行董事长。1953年出任台湾“省主席”。1954年5月，又被蒋介石提名为“行政院长”。俞在“行政院长”任内因在提高军、公、教人员待遇问题上同“监察院”发生摩擦，以致遭到“监察院”弹劾。在此情形下，蒋介石于1958年1月16日亲自邀集国民党中常委、中央委员与国民党籍“监察委员”200余人发表演说称:“俞院长是国家行政首长，如何可受这样情形的调查？”“我们希望你们记得我说的话，以后如有类似的问题，你们要慎用你们的权力。”《俞鸿钧传》第235页，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