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新的婚姻道德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所要说的只是针对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自由市民，他们来自被视为有教养的富人阶层。我们最好能拿出真实的史料。在意大利乡村，靠土地为生的小庄园主或雇农都结婚。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情况。他们不必在自治理念和斯多葛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在一两个世纪的进程中，从市民道德转换到夫妻道德，改变的不是人们的行为（我们不要过分乐观）或是他们所遵循的规则，而是其他更抽象、更重要的东西：这是根本的道德基础，也是伦理被理解的方式 ——就像士兵履行公民义务或个人有责任遵守道德规范一样。就已知的内容来看，旧道德法典规定：“一个好男人，只有为了要孩子时才会做爱。婚姻不是性爱的手段。”旧法典没有对规定的理由提出质疑：规定让市民有权娶妻，于是人们遵守它并结了婚。新法典与军事无关，并试图揭露社会机构的基础。在生育孩子的问题上，人们对婚姻比责任更长久还持有争论，那么肯定还有婚姻存在的其他理由。夫妻俩理所当然地一辈子生活在一起。斯多葛派分析这种婚姻只是一种朋友关系，一种持久的热情。对双方来说他们做爱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后代。简单地说，新的道德规范以自己的规定去评

判人们行为的合理性，但是它不能够评判已经存在的制度。婚姻的合理原因已经找到。这包括美好的愿望和虚构的夫妻之间的一致性。在旧法典里，妻子只是市民和一家之主的附属品。而在新法典中，妻子是朋友，是一生的伴侣。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她应该认识到自己天性的低劣，并且服从自己的丈夫。作为丈夫，也要尊重妻子，就像领袖尊重他的随从一样。简而言之，当伦理学家们开始疑惑为什么男人和女人要共度一生，当他们不再认为婚姻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时，婚姻制度就已经传入西方世界了。

新法典规定：已婚的人们负有责任。相对应地，旧法典中说道：婚姻是公民的一项义务。伦理学老师同样也提醒他们的学生这一责任的存在。公元前100 年，学监可能会对聚集的市民说：“我们都知道，婚姻是烦恼的来源。但是无一例外，人必须结婚，这是市民的责任。”每个市民都被问到他们是否履行了义务。人们虽不认为婚姻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却公开地讨论它。这造成了独身主义的蔓延，形成了“婚姻危机”（我们清楚这种集体的困扰不能仅以人口统计为证据）。在历史学家从事这一研究前，罗马人受到了这一错误思想的困扰。皇帝奥古斯都颁布了特别法律来鼓励市民结婚。

然而婚姻被认为是一种责任，一种选择。它不是为“建立家庭”或是设置生活中的一道程序，而是罗马贵族必须遵循的皇室决定中的一个。他应该进入大众生活还是选择在私人领域增加财富？他应该成为一名战士还是演说家？妻子与其说是他的生活伴侣，还不如说是一次重大决定的对象。她只是一件物品。实际上，两个贵族还能友善地把她推来让去。尤提卡的加图就是那种类型的人。他把妻子借给了朋友，然后又再娶了她，从中捞取了一大笔遗产。一个叫尼罗的人把他的妻子莉维亚“许给”了未来皇帝奥古斯都。

婚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决议，妻子只不过是家庭的一个元素。除此之外，家庭元素还包括孩子、自由人、随从和奴隶。塞内卡写道：“如果你的奴隶、自由人、你的女人或你的随从敢顶撞你，你会生气。”丈夫是一家之主，决定所有的事，统治所有的人。如果他们必须做出重大决定，他会召集朋友来商讨而不是与妻子商量。

丈夫和妻子是一对吗？邀请男人吃饭时也会同样邀请他的妻子吗？从现有资料来看我还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妻子被允许拜访她的女性朋友，但要有女伴的陪同

。

妇女就像成熟的孩子，丈夫取悦她，为的是她的嫁妆和高贵的父亲。西塞罗和他的通信者曾议论过这些青春常在的反复无常的女人。例如，她会趁丈夫管理边远地区的时候离开，改嫁他人。这些女人古怪的举动无疑会导致贵族中政治关系的变动。不用说，女人不可能愚弄或欺骗君主和主人。私通（从莫里哀的著作中知道）不是罗马人观念的一部分。如果是的话，加图、恺撒和庞培都是有名的奸妇之夫。男人是妻子的主人，如同他是女儿和仆人的主人一样。如果妻子不忠，丈夫不会因此成为他人的笑料。不忠是不幸的，但它与女儿怀孕或奴隶失职一样无关紧要。如果妻子背叛丈夫，人们会认为是丈夫的疏忽，是他无能而让奸夫有机可乘——就像我们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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