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当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把皇位禅让给嘉庆时,白莲教起义爆发,敲响了盛世的丧钟,这正是儒家保守理念下治国的悲惨结果。
恩格斯说:“一切政府,甚至是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马恩选集》第四卷,495页)中国落后于西方,康熙固然要负一定责任,但当时的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通道尚未打开,条件尚未成熟。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再加之分散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严重地阻挠了近代因素的成长。这是长期历史积累的原因,任何英雄豪杰都没有回天之力来扭转落后的大趋势。
纵观历史,将国家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明君”身上,而不是形成制度保障,这是最危险的事情。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君主意志,一旦君昏臣庸,或“明君”出现重大失误,国家命运就将出现危机。
欧风美雨,东西角逐;盛衰无常,胜败有凭。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更加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国际环境的时代,重新审视康熙和彼得两个人物曾为国家发展制定的方向,会更清醒我们将要走一条怎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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