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11月，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掌管外交、通商事务，下简称总理衙门）呈送《局外旁观论》一文。文中，赫德希望清政府改革弊制，实行新政。转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又托公使阿礼国上呈总理衙门《新议略论》，提出了与赫德呈文类似的要求。威妥玛还用威胁的口吻说：中国若不变革，借取新法，完全可能受到各强富之国的干预乃至制裁。赫德和威妥玛的呈文令清政府胆战心惊。按照1858年中国与英、法、美、俄签订的《天津条约》，1867年为修约之年。此时的清政府对于十年前英法借口修约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还心有余悸，遂将二文转发江南督抚，要求他们认真筹划应有之策。总理衙门内的办事大臣认为，“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则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总理衙门于是暗中酝酿遣使出洋，但统领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发现：偌大一个大清国，上上下下竟无一人能胜此重任，于是他将目光放在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身上。

　　蒲安臣生于

1820年，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6月2日发表的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后来成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1860年，蒲安臣全力协助林肯竞选总统，结果丢了自己的议员席位。为感谢助选之功，林肯于当选为总统的第二年，任命他为美国驻奥地利公使。但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经发表过支持匈牙利革命领袖的演说为名，宣布其不受欢迎。于是，林肯重新任命蒲安臣为驻华公使。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作为清政府接纳的第一批外国公使之一入驻北京。蒲安臣来华之时，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先后遭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两次打击，内外形势岌岌可危。1862年，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提出对华“合作政策”，其要点是：对于一切重大问题协商合作，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法干涉中国政府对他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在这个政策的支持下，清政府度过了19世纪60年代的政治危机，自然对这个政策的执行者蒲安臣心存感激和信任。1867年11月，蒲安臣任期届满，他向奕?辞行时表示，今后（中国）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必十分出力。1867年11月27日，奕?正式向清政府上奏：请旨钦派

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在列强之间协调平衡，清廷又请英国驻华使馆官员柏卓安和担任过中国海关官员的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协理”，充当蒲安臣的副手。另派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总理衙门特别强调：中国此行所派之员，均系钦差。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自上海虹口港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起航。



蒲安臣深知此行难度之大。因此，他将此行的第一站选定在他最有把握的美国。蒲安臣使团抵达了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欢迎宴会上称赞他的同胞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美国）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中国）的代表”。蒲安臣在致词时也兴奋地说：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步入和平与进步的途径。1868年6月2日，蒲安臣一行取道巴拿马抵达华盛顿。次日，使团成员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6月6日，拜望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在纽约，蒲安臣竟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向美国公众宣称：“中国愿与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她欢迎你们的商人和传教士，让他们把光亮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一个山巅和溪谷。”

　　蒲安臣发

表这些演说，根本就没得到过清政府的授权。这些演说令清政府目瞪口呆，立即对外宣布：不承认这些演说。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中国使团遍游美利坚。到7月下旬才回到华盛顿，由蒲安臣与西华德在密室中商谈《天津条约》的续增问题。由于西华德与蒲安臣均系对华“合作”的决定性人物，两人在对华政策上的默契不言自明。志刚、孙家谷等中国官员则乐于将此重任推给蒲安臣，自己忙于各种交际应酬。7月28日，蒲安臣与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从字面上看，这的确是近代中国所签署的最平等条约。清廷上下对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点倍加赞赏。美国则通过这一条约将骗招华工合法化，解决了内战后和修建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因此，也有人将此条约戏称为“廉价劳动力条约”。

　　9月19日，蒲安臣使团抵达伦敦。10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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