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事”，但两天后，克拉兰敦照会蒲安臣，表明与中国修约的主动权应当在英国。照会中，英国政府还阐述了他们今后对华政策的走向：“（英国）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英王陛下政府宁愿同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英国人提出的交换条件是：中国应当忠实遵守各种条约义务，英国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对于这样一份以保护者自居，充满威胁口吻，并以使用武力为保留条件的照会，蒲安臣竟于三天后复信表示完全赞同。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到达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巴黎。当时英法结盟，在远东政策问题上都惟英国马首是瞻。况且当时普鲁士大兵压境，普法战争一触即发。法国政府也不想在中国问题上过多纠缠。1月5日，法国外交部长拉发特致函英国政府，表明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立场一致。1月21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接见了蒲安臣。蒲安臣一行在巴黎前后呆了半年多，虽然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但他没有取得像在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像在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1869年9月21日，蒲安臣使团前往瑞典、丹麦、荷兰和德意志联邦等国。由于这些国家并

无修约交涉的任务，代表团过得十分轻松。

　　1870年2月1日，蒲安臣一行自普鲁士前往沙俄。此时，正值沙俄大肆侵略中国西北和黑龙江流域，中俄关系十分紧张。由于沙俄与美国没什么矛盾，因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看在美国的面子上，于2月16日在圣彼得堡接见了蒲安臣一行。本来，蒲安臣是代表中国与沙俄进行交涉，亚历山大二世却在会谈中大谈俄美关系，令蒲安臣十分尴尬。此时的蒲安臣心情惆怅万分，他深知中俄之间矛盾重重，加之他一路鞍马劳顿，体质下降，无法抵抗俄罗斯的严寒，于会见次日病倒，被诊断为急性肺炎。在病中，蒲安臣仍然每日看报，尤其注重俄国时局发展，惟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词不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势有加无减。”一周后，蒲安臣在圣彼得堡去世。

　　根据志刚的叙述，蒲安臣在出使过程中颇为卖力：“查蒲使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有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志刚等在蒲安臣病逝后当即给其妻治丧银六千两；清政府为酬其担任驻华公使时“和衷商办”及出使期“为国家效力”，而“加

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蒲安臣虽是个美国人，但在中国当时外交人才极缺的情况下，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促进中国与外国官方交往，对于发展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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